读金庸的许多作品，我们都有一种相同的经验：拿起来就放不下，总想一口气看完，有时简直到了废寝忘食、通宵达旦、欲罢不能的地步。他的小说没有看了头就知道尾的毛病。情节曲折，波澜迭起，层层递进，变幻莫测，犹如精神的磁石，艺术的迷宫，具有吸引读者的强大魅力。金庸既不重复别人，也不重复自己，他创作的15部小说，就情节设计而言，没有多少雷同的地方。这同样非常难能可贵。 金庸小说情节如此引人入胜的秘密何在？ 有人认为，金庸武侠小说吸引人，是因为故事情节特别神奇。这种看法并不确切。武侠小说当然会有许多神奇的情节，但在武侠小说当中，金庸的故事情节远不是最神异的。金庸小说既没有还珠楼主作品里的剑仙斗法、口吐白光，也没有平江不肖生作品里的呼风唤雨、役鬼驱神。与过去的武侠小说相比，金庸小说情节要平实得多，神魔色彩少得多，最神异的也只是黑风双煞练的“九阴白骨爪”和任我行吸取别人内气的“吸星大法”之类。显然，金庸并没有把他超常丰富的艺术想象力运用到诞妄情节的设计上。另外，金庸小说也不依靠误会之类取巧的办法来支撑自己的情节。像双胞胎，两人容貌相似，因此造成误会，金庸偶而也用（《射雕英雄传》里有真假裘千仞，《侠客行》里有石中玉、石破天），但绝不靠这种方法来支撑作品情节的主要骨架。金庸自己在《侠客行》的《后记》中说：“由于两个人相貌相似，因而引起种种误会，这种古老的传奇故事，决不能成为小说的坚实结构。虽然莎士比亚也曾一再使用孪生兄弟、孪生姊妹的题材，但那些作品都不是他最好的戏剧。在《侠客行》这部小说中，我所想写的，主要是石清夫妇爱怜儿子的感情，所以石破天和石中玉相貌相似，并不是重心之所在。”[①]可见，金庸在情节构思上不想走捷径。 那么，金庸小说能够吸引人，抓住人，靠的是什么呢？我认为，靠的是艺术想象的大胆、丰富而又合理，情节组织的紧凑、曲折而又严密。也就是说，他靠的是艺术本身。 金庸确实是设计情节的好手。他的小说情节有以下长处和特点。 一曰跳出模式，不拘一格。 一般武侠小说总有一套模式化的东西：人物分成两类，一类是正义的英雄，满身正气，另一类则是邪恶的化身，阴险奸邪；而总体模式是“邪不压正”：恶人虽有武功很高的，但最后总要被正义力量所消灭。这种小说看多了，是会倒胃口，使人厌倦的。金庸小说突破了这一种框子。《雪山飞狐》和《飞狐外传》中，那个武艺高强、大义凛然的英雄胡一刀，恰恰中了小人暗算，冤枉地把性命丢在被涂了毒的刀上；而那个最缺德的田归农，偏偏生就了一副英俊的外貌，害得苗人凤的妻子为他着迷，跟着他私奔。《射雕英雄传》里那个邪恶狠毒的欧阳锋，并没有被代表正义方面的九指神丐洪七公所战胜，反而使计重伤了洪七公，直到最后第二次华山比武中，还以反常、怪异的武功，打得洪七公、黄药师无法对付。书里其他一些重要的坏人，像欧阳克、杨康，也都不是被正义力量所消灭，而是死于坏人们自己手中——欧阳克死在杨康之手，而杨康又死在欧阳锋之手。郭靖的师父们——仗义行侠、非常正派的江南七怪，反而七人中有六人全都被坏人所杀害。这都是小说审美观念不一般化的地方。作者把故事镶嵌在历史的大背景上来写，写出历史有它非常严酷的一面——并不按照任何善良人的善良愿望去发展。成吉思汗穷兵黩武，常常残暴地整城整城地屠杀百姓；他还逼郭靖去攻打宋朝，迫使郭靖的母亲当场自杀。可就是这样一位并不代表正义方面的成吉思汗，毕竟取得了胜利，建立了空前规模的蒙古大帝国。而郭靖这样的平民，虽然尽了最大努力也无法挽救大局。同样，完颜洪烈狡诈狠毒，却在很长时期内一直得势。这些都增强了《射雕英雄传》《神雕侠侣》的曲折性与悲壮性，使小说带上了一种悲剧气氛。 金庸是注意研究小说的情节模式的。但他研究模式是为了跳出模式，推陈出新。模式毕竟只是外在的现成形式，金庸更看重的是内在的生活情理。他在《韦小宝这小家伙》一文中说过：“西洋戏剧的研究者分析，戏剧与小说的情节，基本上只有三十六种。也可以说，人生的戏剧很难越得出这三十六种变型。然而过去已有千千万万种戏剧与小说写了出来，今后仍会有千千万万种新的戏剧上演，有千千万万种小说发表。人们并不会因情节的重复而感到厌倦。因为戏剧与小说中人物的个性并不相同。当然，作者表现的方式和手法也各有不同。”[②] 武侠小说作为通俗小说的一种，有它自己的叙事模式。最常见的是“复仇模式”和“抢宝模式”。所谓“复仇模式”，就是正派人物突然遇上一场灭门惨祸，然后遗孤刻苦学艺，掌握高强武功之后寻访仇人，实现报仇雪恨的愿望。曲折一点的，又加上报仇过程中主人公爱上了仇人的儿女或徒弟。所谓“抢宝模式”，这“宝”可能是财富，也可能是极厉害的兵器或武学典籍，还可能是灵丹妙药之类。另外再有“伏魔”或“争雄”模式：武林中一股邪恶势力崛起，屡屡残害正派人物，大有称霸江湖之势，英雄主人公充当盟主，率领群雄与邪派决战取胜。还有一种是“抗暴模式”，即主持正义，抵抗暴政，反对侵凌弱小。金庸小说里，大体上这几种模式都有。像《碧血剑》，就是写袁承志为他父亲袁崇焕复仇，还隐伏着金蛇郎君复仇的副线。像《连城诀》和《倚天屠龙记》，就以“抢宝模式”为主。像《笑傲江湖》，近于“伏魔模式”。像最早的《书剑恩仇录》以反异族统治为背景，接近“抗暴模式”。金庸的高明之处在于借用某种模式，又不简单落入某种模式。他总是不断变换，尽可能不让模式捆住自己手脚，经常把武侠小说的不同模式综合起来运用，甚至还吸取侦探小说、推理小说或言情小说的某些模式（例如“情变模式”）用到自己的武侠小说中。即使早年写的《射雕英雄传》，也是综合了多种模式，兼取不同的长处。像郭啸天、杨铁心两家家破人亡，他们的孩子郭靖、杨康长大了要报仇，应该算“复仇模式”吧。但中间插入郭靖、杨康分别由江南七怪和长春子丘处机教习武功，约定18年后比武决胜，作为故事的主要线索，又展现了各帮各派武林人物的神奇功夫以及他们之间为争夺《武穆遗书》和《九阴真经》展开的斗争。这就突破了“复仇模式”，又像是“争雄”、“抗暴”和“抢宝”了。至于“江南七怪”六人遭害之谜的揭破，更有点侦探推理小说的味道。《神雕侠侣》集中写杨过的曲折成长道路，以及他与小龙女之间誓死不渝的爱情故事，却也贯穿了争夺所谓《玉女心经》、《九阳真经》之类武功秘籍的情节，而且放在抗元抗暴的背景上，也是多种模式都有。作者真正注意的不是模式，而是人物性格。故事线索和情节焦点，都是从人物性格着眼来设置的。金庸曾说：“我个人写武侠小说的理想是塑造人物。……我构思的时候，亦是以主角为中心，先想几个主要人物的个性是如何，情节也是配合主角的个性，这个人有怎样的性格，才会发生怎样的事情。”[③]因而，这些情节在自己的范围内比较坚实，经得住推敲。而且越到后来，小说情节的设计也越加严整和圆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