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表面上看，小说家的言说似乎极为自由，天马行空，无所羁绊，尽可以凭借着自己的想象去虚构故事。虽然以历史为题材的小说，要求作家必须尊重史实，但是还有“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这么一说为他撑腰壮胆，更不用说历史事件中的诸多细节仍然得靠小说家去演绎和安排。让局外人，尤其是让历史学家看来，确实已经算得上自由自在了。高阳的历史小说，由于对历史材料的处理几乎进入了左右逢源的化境，更在他的言说中给人留下了这种怡然自得的印象。 其实这是一种假象。这个假象使一般的读者往往把小说家演绎的历史当成了历史本身，也让许多评论家忽略了作家言说所受的局限，以及存在于言说背后的那些规范，以至使自己的分析和判断因为没有进入本文文化语境而不能不滞留在话语的表层。换言之，为了更准确地理解本文，我们在分析一部文学作品特别是以历史为题材的作品时，应该注意到作家的言说实际上与两种语境相关；对本文意义的把握，只能在顾及两种语境的前提下才有可能。 第一种语境是指文本自身构成的语境，即由小说的事件、情节所构成的语境，它决定着作家言说所取的语态和语汇，同时还影响着读者对叙事话语、对情节和人物的理解；由于这种语境直接与叙事发生关系，我们权且称之为本文语境，或者是表层语境、“在现场”的语境。 另一种语境虽然不和具体的叙事发生直接关系，但是却对作家“怎样叙事”和“叙述什么样的故事”具有规范作用，体现了一种文化选择，所以我称其为文化语境或深层的、“不在现场”的语境。这种语境很可能甚至不为言说者本人自觉，可是实际上它却决定着一个作家将选择什么样的题材来营构他的小说，决定着他对题材的理解和评价，以及如何言说故事，因此也决定着他试图给这个故事赋予什么样的意义。从这个角度看，可以说这种语境生成于言说者所属的文化背景和传统，它是一个巨大的文化结构之网，影响着人们对现实与历史的观照，更通过语言渗透于人的感知、思维，乃至潜意识，在冥冥之中操纵和规范着作家的运思和言说。 强调深层语境的存在是为了揭示一个事实，即任何一个小说家的言说，都有既定的文化结构在背后为他支撑。这种结构从构成上讲，包括了文化传统、人生观念、语言规则，以及对历史的理解、对现实的态度等等因素。而从作用上讲，影响言说的文化结构又是一种机制、一种规范，它使人们的言说无论自觉与否，都带上了隶属于一定文化的倾向性，从而成为福科所谓的那种“话语”，即具有某种“权力”意味、渗透了某种价值观念的语言。其作为一套既成的符号系统，正像萨丕尔所说，是“一件看不见的外衣，披挂在我们的精神上，预先决定了精神的一切符号表达的形式”[①]。因此语言对作家的影响并非仅仅表现在思想感情的传达过程之中，即选择什么样的“言”来传达现成的“意”，而是从一开始语言就参与了感知和思想的生成，参与作家的运思和观照，参与了“意”的孕育和建构，从而对作家观照生活、认识社会发生影响，当然也影响他对历史的反思。更重要的是，由于感知和思想的运作不可能完全脱离语言，因此被深层语境所规定的文化意味往往会在不为人知的非自觉状态中通过语言融入言说，成为文本意蕴的一种构成因素，一种或许在主体言说意图之外、然而实际上对文本意蕴发生影响的构成因素。 因此，高阳也是在一定的历史文化结构中，言说他的历史小说的；高阳笔下的历史，并非都是对史实的纯客观叙述，其中也有相当浓厚的演绎成分。对高阳这位历史小说大家来讲，由于他对考据的重视与执著，由于他的从容不迫潇洒自信的叙事，以及他那种独有的把考据与叙事融为一体的言说方式，更容易使人忽略文化语境对他的制约，忽略他对历史的重构与再建。可是我认为，高阳历史小说的特点，包括它的长处和短处，恰恰与文化语境所带来的演绎成分密切相关。如果在研究高阳的历史小说时不能进入文化语境，不能在文化语境中理解他的言说，我们将可能发生误读，因此也很难充分理解他的作品，当然更谈不上对其作出客观的评价了。 那么，高阳究竟是在一种什么样的文化语境中展开着他对历史的演绎呢？如果考虑到早在动手写历史小说之前高阳就已经开始了他的文学创作生涯，然而却成绩平平这个事实，我们就应该注意到“历史”对高阳的特殊意义。如果说，一位作家的创作成就、一部文学作品的生命，常常维系于其是否展示了从未被他人展示过的人生体验和人生意义，从而给读者以新的启迪的话：那么我认为，作为一个作家，高阳也许特别适应历史题材，掩埋在故纸堆里的历史经验要比现实生活更能激发他的灵感，给他以理解人生价值阐发人生意义的启示。然而要做到这一点的前提是他必须对历史抱有一种信念，即从历史中可以发现在现实生活中难以找到，甚至是已经失去了的意义或精神；叙述历史、再现历史的目的就在于寻找和张扬这种被人遗忘的精神。在高阳的心目中历史显然具有这样的价值，所以他曾引钱穆的话说，“一个民族必须对他们的历史有温情，这个民族才有希望”[②]。而历史给予高阳的温情，大约就在于它是一个值得寻找回来的理想世界。于是，历史在高阳的笔下的确具有了一种意义和价值，显示了一种秩序和逻辑，而这是其他历史小说家没能做到、也未曾发现的。所以，为了解释高阳，我们得首先了解他从历史中找到了什么，寻问是什么东西让高阳沉湎于历史，促使他把人生意义的追寻寄托在对故纸堆的翻拣上。这意味着把握高阳的历史观是阐释高阳的前提。这就使我们不能不注意到，在高阳从事历史小说创作的前后，港台学界正有一批学人在致力于现代新儒学的复兴这样一个事件。 从1964年4月中旬开始，高阳在《联合报》上以连载的形式，发表了他的第一部历史小说《李娃》，从此一发而不可收拾。历史小说的创作成了高阳后半生的事业，兴致勃勃而又兢兢业业，正如他自己所说，“倘能搦笔娱人意，老眼犹挑子夜灯”。而在六年前，香港保守派杂志《民主评论》上发表了牟宗三、徐复观等四人共同署名的《为中国文化敬告世界人士书》[③]，这是一篇足以代表当代新儒家根本精神方向的纲领性文献。文章以洋洋洒洒4万言的篇幅，分12个部分全面阐述了中国传统文化的精神生命、伦理价值、心理意义、长存根据等等，不仅当年在海外掀起了一股复兴新儒学的思潮，而且至今仍是新儒学反复咀嚼、喋喋不休的话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