即使是激烈的反传统者，不管其为思想家还是艺术家，都不可避免地属于传统，在传统中白手起家是不可能的，一个民族的文化遗留物总是决定、至少是影响和提示着后来者。这一矛盾可以从传统的构成中得到解释。传统是复杂的，可分解的，是多种思想体系和因素的混合物，按一定的高低秩序存在于典籍和（或）活社会中，而每一个思想家或艺术家都会在现实需要和个性气质的支配下从中做出选择，从而把自己和传统（其实是其中的某些部分）联结起来。在中国悠久的思想传统中，儒道两家一直在以研习经典为立命根基的读书人及其当政分子中占支配地位，它们是决定和代表统治阶级思想精神状态的上层文化，儒家思想同时塑造了中国的社会政治结构和伦理面貌。当二十世纪初人们一步步把中国贫弱不振的原因追问到文化层次时，儒道两家，特别是占主导方面的前者就在劫难逃，不可避免地承当罪责从而受到毁灭性的激烈攻击，它凝结为“五四”时一个简洁的口号：打倒孔家店。鲁迅在这一场批判运动中占据首要位置。被称为鲁迅小说总纲的《狂人日记》就“意在暴露家族制度和礼教的弊害”，[①]这两者正是儒家思想的实践和社会衍生物。不仅进入民国后的每一次尊孔复古的浪潮鲁迅都有议论和抵制，他的离开绍兴进江南水师学堂就是对儒家经典滋养出来的人们的叛离和逃脱，“总得寻别一类人们去，去寻为S城人所诟病的人们，无论其为畜生或魔鬼”[②]。“我要到N进K学堂去了，仿佛是想走异路，逃异地，去寻求别样的人们。”[③]鲁迅的出走求学是有象征意味的，表现了他对正统儒家文化的失望和厌弃，显示出他的异端渴望。到了更加“异地”的日本，不料弘文学院的规章中对中国留学生竟有“凡逢孔圣诞辰，晚餐予以敬酒”[④]的要求。鲁迅回忆说，入学后不久的一天“学监大久保先生集合起大家来，说：因为你们都是孔子之徒，今天到御茶之水的孔庙里去行礼罢！我大吃了一惊。现在还记得那时心里想，正因为绝望于孔夫子和他的之徒，所以到日本来的，然而又是拜么？”[⑤]这表明，鲁迅对儒教文化的失望和厌恶由来已久，并非突然产生于“五四”。如果说离开绍兴到南京进洋学堂仅出于感性的、朦胧的反叛冲动，到日本去则完全是明晰的理性行为，完全是出于对“孔夫子和他的之徒”的绝望，是一次文化叛逃。 与儒家思想互补共存同为中国读书人精神支柱或调节器的道家并不构成“五四”新文化运动的显性攻击目标，但其空疏逃避的思想倾向一再受到鲁迅的批判。阿Q的精神胜利法和道家思想有一定关联，或说是它的一个变种，都是对现实失败的心理“超越”。在鲁迅看来这是一种自我欺骗，实际问题解决不了，这种欺骗也是难以长久的。老子式的阴柔与鲁迅刚健爽利的性格相悖，其反对干预现实的无为而治的策略也和鲁迅积极地改造社会的思想背道而驰，他崇尚的是作用于现实的实际行动，“现在的青年最要紧的是‘行’，不是‘言’”[⑥]，鲁迅虽然绝望于孔夫子，但对儒家积极的入世态度还是首肯的。他说：“儒墨二家起老氏之后，而各欲尽人力以救世乱”。[⑦]又说：“老，是尚柔的；‘儒者，柔也’，孔也尚柔，但孔以柔进取，而老却以柔退走。这关键，即在孔子为‘知其不可为而为之’的事无大小，均不放松的实行者，老则是‘无为而无不为’的一事不做，徒作大言的空谈家”[⑧]。到晚年鲁迅仍有《起死》、《出关》二文，对老庄进行调侃，他对作为上层文化的道家思想的否定是终生不渝的。 对中国主流文化的否定和叛离使鲁迅必然向传统文化中的一些支流认同，对主流文化来说，支流就是异端（后来接触的外国文化在性质上也是异端）。从官僚士大夫的儒道文化走向它们的反面，鲁迅几乎是不自觉地走进了两千多年间备受压抑和打击的墨侠传统，它们构成了鲁迅整个叛逆行为的精神基石，指导着他一生的行为，并在其著述中不时地显现出来。鲁迅对墨侠这种下层文化传统的接受是其天生秉性、个人遭遇、社会危机和时代趋势多重作用的结果。儒教文化的固有弊端当时已暴露无遗，成为反生命的文化僵尸；鲁迅的性格是质而烈，好动而真诚，与讲等级、禁锢、虚伪、冷酷的上层文化天生地不能相容，而平等、自由、真诚、仁爱的下层文化与其性格同质，其亲合力自然不言而喻。“五四”新文化运动的爆发固然是1919年前后，但新文化运动主角的思想是早就奠定了。他们在文化上的总趋向是放弃和背叛他们的阶级和他们自己所秉承的垂死的士大夫文化，在各自不同的程度上向民间文化靠拢，去文重质，表现出鲜活的生命力。在文学上的表现是白话文、民谣体诗、小说由小道变正宗等等。 儒墨在先秦并称显学，且有社会目标的某种一致性。《吕氏春秋》说当时“儒墨之弟子徒属充满天下，皆以仁义之术教导于天下”。鲁迅也说：“孔墨都不满于现状，要加以改革”[⑨]。又说二者“各欲尽人力以救世乱”[⑩]。都是儒墨并称的。但到西汉，墨家已湮没无闻。虽然墨子也是儒者出身，虽然他也讲“仁义”，要“救世乱”，但墨子却是非儒的，因社会理想的根本分歧而和孔儒相对立。先秦非儒的学派并非墨子一家，但只有墨家真正代表了民间的、下层的、工农的思想和世界观，荀子就指斥墨学是“役夫之道”，在形成于秦汉两朝的政治专制和思想专制的格局下，和代表统治者利益、适合统治者要求的儒学对抗就是墨学一蹶不振的原因所在。事实上，在整个封建时代，墨学和居于正统地位的意识形态的各方面都不相容，被视为异端。直到清乾隆年间，学者汪中因著《墨子序》还被斥为名教的罪人。对《墨子》的整理研究也只有晚清的两三家，历代注经大师对它都视而不见。 墨学的式微和儒学的被定为一尊几乎是同时发生的，而墨子精神的重新抬头和儒学权威的丧落也不分先后，两者互为参商。这决不是巧合。在封建专制等级制度的文化代表儒家被定为一尊时，体现科学逻辑和平民精神的墨家只能潜隐遁形，而当封建专制制度及其文化被挑战的时代到来时，墨家思想就乘潮而起，它的平等、博爱、科学、注重实际很容易成为新时代精神成长的根苗和一部分。做为新文化代表人物的鲁迅是重视墨学的，在其著述中，提及和引用墨家故事者凡十三见。《集外集拾遗补编》中有《〈墨经正文〉重阅后记》一文，说明他对墨子曾反复研读，更重要的是因秉赋上的暗合而对墨家精神心领神会，这自然具有了反封建文化的社会时代意义，做为古代文化的墨学和现代鲜活的心灵的要求交融为一。可以说，墨家思想是现代思想在中国本土的源头，做为异端，正好被不为正统文化拘禁的异端分子吸纳，形成对正统文化的时代性否定，虽然这一事实在当时没有形成明晰的理论话语。鲁迅思想行为的许多方面都可上溯到墨家，或说，和墨家精神遥相呼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