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鲁迅杂文的文学属性及其文学地位问题，是鲁迅研究的学术疑难之一。经过半个多世纪、几代学者的努力，这个疑难已经有所解决。 但是，考察某种文体的属性与特征时，不能仅限于一个国度或民族的狭窄范围，而应作一次人类学的回归[①]，在不同国度的文学比较、文体辨析中寻觅某种文体发生与发展、形成与演变的共性与差异，从文体发生学的人类学根源上阐释、分析某种文体的属性及其文化意味。只有这样，才能从根本上解疑。 在世界散文史上，中国散文、英国随笔、日本小品堪称三座高峰[②]。特别是英国随笔，世所公认为英国文学的瑰宝，文学殿堂的珍品，文学属性无可置疑。而排除鲁迅杂文文学属性的论者，又多是英国文学造诣颇深、非常推崇英国随笔的人士。如果以英国随笔这一文体出现、发展、形成、演变的历史及其文学属性、艺术特征作为参照系，对鲁迅杂文进行一番比较研究，将会是一件极有意义的工作，其论证也会富有无可辨驳的说服力。 当然，鲁迅一再表示过：“英文的随笔小说之流，我是外行，不能知道。”[③]“我不解英文，所以于英文书店，不大知道。”[④]他反对把中国的小品文写成一种英国式的论文体[⑤]。鲁迅杂文与英国随笔之间，的确没有直接的渊源关系，不象梁实秋、林语堂、尤其是梁遇春的散文那样，受到英国随笔的明显影响。因此，鲁迅杂文与英国随笔的比较研究，应是一种平行比较，不能牵强附会地发掘其中的影响。而这种平行比较，反倒更有益于发现杂文、随笔这一类文体本身所具备的属性、特征及其形成规律。 经过一般性的比较考察，就不难得出这样的结论：鲁迅所开创的中国现代杂文和英国随笔，都同样是各自历史时代的文化产物。作为一种特殊的自由文体，产生的外部条件是政治松动与思想解放的时代环境，报刊等现代传播工具的出现以及广大读者群的需求；内部原因则是随感式的民族思维方式、文体运动的长期积累以及作家个性意识的觉醒。 二 英国随笔引入中国，是在五四文学革命时期。1918年4月，胡适在《建设的文学革命论》中谈到国外有不少散文样式值得借鉴，其中包括蒙田和培根开创的随笔。后来，傅斯年在《怎样写白话文》中讨论散文问题时说：“以杂体为限，仅当英文的Essay一流。”最早引进“Essay”这一英文名词，却没有译成相对的中文。1921年6月，周作人首次将“Essay”译为“论文”，在《美文》中指出：“外国文学里有一种所谓论文，其中大约可以分作两类。一批评的，是学术性的。二记述的，是艺术性的，又称作美文。这里边又可以分出叙事与抒情，但也很多两者夹杂的。这种美文似乎在英语国民里最为发达，如中国所熟知的爱迭生，兰姆，欧文，霍桑诸人都做有很好的美文，近时高斯威西，吉欣，契斯透顿也是美文的好手。读好的论文，如读散文诗，因为他实在是诗与散文中间的桥……在现代的国语文学里，还不曾见有这类文章，治新文学的人为什么不去试试呢？”周作人这段有名的话很值得琢磨。把“Essay”译为“论文”，对批评的学术性的essay还为合宜，对记述的艺术性的essay就不甚相符了。然而他不仅前边这样说，后边又强调“读好的论文，如读散文诗”，意思非常确定。这启悟我们认识到：essay是以“论”为第一特质的，即便是偏重记述的艺术性的essay，里面夹杂叙事与抒情，也仍然是以“论”为灵魂的。在这篇文章中，周作人突出的是记述的艺术性的essay，把这种文章“称作美文”，而近两年之后，即1923年2月，他在《文艺批评杂话》中又说批评的学术性的论文“写得好时也可以成为一篇美文，别有一种价值”。可见周作人不仅开始介绍essay时强调了“论”的特质，而且后来更加扩展了这一观点。以后他在《语丝》上译介的斯威夫特的《婢仆须知》、《育婴刍议》和蔼理斯的《随想录》等，都属于批评的学术性的essay，他本人的文章也大多应划为这一类。 而专攻英国文学的梁遇春、方重、毛如升等人则把“essay”译为“小品文”，并作了长篇大论，概述其发展与演进。胡梦华是将其限定为familiar essay”，译为“絮语散文”，并在1926年3月的《小说月报》上发表了以此为题的专论。据现任香港翻译中心主任的前伦敦大学教授卜立德先生言，这其实是美国出版的一本《英国随笔》（The English Familiar Essay）引言的节译。不过，胡梦华还是有眼光的，他抄的这篇引言，至今在英国随笔研究论著中仍是第一流的。但是，胡梦华把familiar essay译为“絮语散文”是欠准确的。因为散文在英文中应是prose，是与韵文相对的广义的散文，essay则应是prose当中的一个分支，一个限定更为狭义的散文文体。总之，无论怎样翻译，以上所有研究者在文章中都肯定essay是以论为主的，只是“从来没有根据系统判断事情，总是执着个体来理论”。[⑥] 虽然鲁迅一再表示他对英国随笔是外行，仍然通过日文翻译，对essay作了极为精彩的介绍：“如果是冬天，便坐在暖炉旁边的安乐椅子上，倘在夏天，则披浴衣，啜苦茗，随随便便，和好友任心闲话，将这些话照样地移在纸上的东西，就是essay。兴之所至，也说些以不至于头痛为度的道理罢。也有冷嘲，也有警句罢。既有humor（滑稽），也有pathos（感愤）。所谈的题目，天下国家的大事不待言，还有市井的琐事，书籍的批评，相识者的消息，以及自己的过去的追怀，想到什么就纵谈什么，而托于即兴之笔者，是这一类的文章。在essay，比什么都紧要的要件，就是作者将自己的个人底人格的色彩，浓厚地表现出来。……其兴味全在于人格底调子（personalnote）。”这段名言译自厨川白村的《出了象牙之塔》，堪称对英国随笔特征作了最为精辟的概括。由于原作本身的精妙，加上鲁迅译笔的生动和他巨大的影响，中国读者简直是通过这段译文了解英国随笔特点的，其印象比其他专门家的长篇大论要深刻得多。 值得特别提出的，是译文中厨川白村对essay译法的见地：“有人译essay为‘随笔’，但也不对。德川时代的随笔一流，大抵是博雅先生的札记，或者炫学家的研究断片那样的东西，不过现今的学徒所谓Arbeit之小者罢了。”因此，鲁迅在后文中把兰姆的《Essays of Elia》译为《伊里亚杂笔》。 这里的“杂笔”中的“杂”字极耐人寻味！ 这个“杂”字既反映了厨川的日文原意，也渗透了鲁迅对essay的理解。虽然鲁迅自谦“不解英文”，其实还是略知一、二的，从中可以体味出他对essay的理解，认为其中有“杂”的意味。而这个“杂”字，正是英国随笔与鲁迅所开创的中国现代杂文之间重要的相通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