戊戌维新失败以后，清廷更呈风雨飘摇之势。那拉氏一意孤行，以一己之私想挽回残局，终于几遭灭顶。义和团的受挫，招来了八国联军入侵，两宫仑皇出奔，被迫于1900年8月20日下罪己诏，上谕李鸿章出面议和，甘愿割地赔款。为了苟延残喘，决定于1901年1月29日下诏变法。至此不承认统治者“无一成不变之治法”。但目的是“皇帝为宗庙计，为臣民计，舍此更无他策。”上谕说，康、梁主张的变法，非变法，乃是乱法。这一回在侵略者大炮威逼下的变法才是真正的变法。于是，第一，严禁仇外；第二，废科举，兴学校，高薪聘请外国人当总教习（校长）；第三，扩编亲军；第四，政体法制改革，设督办资政处、谘议局，试行政刑分离；第五，派遣大批留学生出国；第六，严惩过去忠实执行慈禧本人仇洋政策的肇祸诸臣；第七，以慈禧七旬万寿为由，于1904年6月21日，大赧康、梁、孙文以外的所有参与戊戌维新的政治犯。但这一切仍挽救不了皇朝的灭亡。“莽莽欧风卷亚雨”（梁启超）租界林立，巷议四起，客观上不但促进了与世界的沟通，而且预伏着皇朝倾圮的危机。 二十世纪初期中国的人文背景，首先表现为持不同政见的报章书刊的大量涌现，它们或从国外输入，或“托庇”于租界，大骂清廷的小说竟也能畅通无阻，这是曾经大兴文字狱的清皇朝始料所不及的。这种书报的内容大概有这样几类：一，论世界大势逼拶下的中国危机；二，直指满清专制之罪恶；三，讨论中国向何处去的问题；四，讨论中国国民性及其改造的出路。而鲁迅，正是在这样的人文背景下展开自己的独立思考。 1 救亡图存的爱国主义成为当时知识界普遍关注的重大课题。为人们所熟知的写于1903年的《自题小像》诗就表达了这种最强音。“我以我血荐轩辕”而却又顾虑“寄意寒星荃不察”表达了青年鲁迅深广的忧愤，并涉及对国民性的思考。因此，在他当年编写的自然科学著作中，都深沉地寄托了他忧时伤国的情怀。如在《月界旅行·辨言》中说：“导中国人群以进行，必自科学小说始”。这显然受着当时“小说界革命”的影响，把小说看作新民新国家的先导，但在主观上却是一种启蒙主义的探索。在1903年写的《中国地质略论》中，鲁迅更是发挥了一通爱国的谠论。文章开篇就提出了以自然科学是否发达作为“觇国”强弱之兆，不失为一种卓见。在以诗化的语言赞美祖国的富庶文明后，笔锋一转，便表示了对祖国危亡之感的十分清醒的认识：“况吾中国，亦为孤儿，人得而挞楚鱼肉之；……强种鳞鳞，蔓我四周，伸手如箕，垂涎成雨，造图列说，奔走相议，非左操刃右握算，吾不知将何以生活也。”这种忧虑化为激愤的抗议：“中国者，中国人之中国。可容外族之研究，不容外族之探捡；可容外族之赞叹，不容外族之觊觎者也。”外因与内因是分不开的，中国政局的衰败使鲁迅预感到革命的必要：“专制方严，一血刃而骤列于共和者，宁不能得之历史间哉。”文章最后不胜感喟：“吾将忧服箱受策之不暇，宁有如许闲情，喋喋以言地质哉。”这正是鲁迅式的忧愤。谈科学而兼及时政，这正是思想家的特色。 以小说的形式，表现爱国人文精神的早期代表作是1903年所作浪漫主义传奇《斯巴达之魂》。这个取材异国的故事，描写公元前480年波斯王泽耳士进攻希腊时，斯巴达王黎河尼佗率领军民赴援并在众寡悬殊的情况下殊死抗敌终于全军覆灭英勇战死的事迹。这里着力写了两个因病没有参加这次战争的战士。其中一个听说自己的军队频频失利，便“攘臂大跃，闯入重围”，慷慨地献出了生命。还有一个战士侥幸生还，可是妻子涘烈娜一见到他，便严厉的申斥，并自刎在他面前，鲁迅以抒情的语调说：“丈夫生矣，女子死耳。颈血上薄，其气魂魂，人或疑长夜之曙光云。”这故事显然寄托了鲁迅非凡的爱国热忱，因此，他在《前言》中激切地召唤： 呜呼！世有不甘自下于巾帼之男子乎？必有掷笔而起者矣。 作为爱国思想的另一面，便是唤起国民的觉悟。鲁迅作为伟大思想家和文化巨人的主要业绩，在于用文学的形式投入了改造国民性的实践。1902年9月，据许寿裳回忆：“见面时每谈中国民族性的缺点。……我们又常常谈着三个相联的问题：（一）怎样才是理想的人性？（二）中国民族中最缺乏的是什么？（三）它的病根何在？”关于第一个问题，他们认为先哲已经有很多明训，不妨“尽善而从”；第二个问题，“当时我们觉得民族最缺乏的东西是诚和爱。”后来鲁迅对此多所生发。第三个问题，鲁迅认为中国多次奴于异族，并长期经营农业，前者容易养成奴性，后者则目光短浅狭隘。直到鲁迅逝世那年，鲁迅还以此与日本作了比较，得出日本的国民性比中国好的结论。（《致尤炳圻信残片》） 在三年以后，即1906年，鲁迅从幻灯片中看到被杀的中国人和显出一样的麻木神情的看客。从此，坚定了他用文艺来改造国民性的信念。他的小说《狂人日记》《阿Q正传》正是抨击非人性的精神戕害以及暴露国民性弱点的范本。后来，他基本上放弃了作为新文学开拓者的小说创作，而以杂文的形式进行“社会批评”和“文明批评”，也便是为了更加迅捷地揭露国民性的弱点。 揭露国民性弱点的目的，在于追求理想的人性。鲁迅在嗣后的论文，不止一次谈到要“致人性之全”（《科学史教篇》）为此，茅盾尊鲁迅为“伟大的Humanist”，说他是“‘最理想的人性’的追求者、陶冶者、颂扬者。”（茅盾《最理想的人性》，《中苏文化》9卷2、3期）。 在20世纪初期，当统治者已经不能照旧统治下去时，梁启超认为“新民为中国第一急务”，他所持的理由是：“国民之文明程度低者，虽得明主贤相代治之，及其人亡则其政息焉”，因此“苟有新民，何患无新制度，无新政府，无新国家。”（《新民说》）反之亦然。因此，从启蒙主义者看来，国民性的提高是第一位的。（而鲁迅在三十年代，还认为自己写小说的目的是启蒙主义）正是在改造国民性的奋斗中，鲁迅赢得了“民族魂”的赞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