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纪末论郁达夫，似乎预示着一种特有的冥契——语境和论题的和谐化一，虽然这中间相隔了整整一个世纪。“世纪末”与郁达夫那种近乎如影随形的关系，使我们感受和阅读二十世纪末的时候没办法忘记他。世纪末的种种文化现象表明，百年前诞生的这个世纪苦魂正重新回到我们的时代，也许时至今日我们才可能真正理解郁达夫——他的个性、他的作品和他对于历史的意义。 “罗网”：郁达夫现象论 中国人最初关于“世纪末”的概念和知识大概是从郁达夫那里得来的。中国人直观地认识和理解“世纪末”的性格和内涵，估计仍然是从郁达夫身上获得的。这的确是文学史上耐人寻味的一种现象。我相信叶灵凤下面这段话许多现代作家都会有同感： 我年轻时候，是爱好过王尔德的作品的，也爱好过英国“世纪末”那一批作家的作品的。这可说全是受了郁达夫先生的影响。那时大部分的文艺青年都难摆脱这一重罗网。[①] “罗网”一词并非言重而是恰如其分。想想《沉沦》最初发表时引起的巨大轰动，想想洛阳纸贵般对郁达夫作品的顶礼膜拜，想想那位私淑郁达夫而不知所终的王以仁，郁达夫及其回声就会变得清晰可辨。施蛰存曾说：“在早期的新文学运动中，创造社给我的影响，大于文学研究会。”[②]这一感受是很有代表性的。郁达夫、郭沫若、田汉及其创造社代表了中国世纪初“青年文化”最初的震动。这是一段生机勃勃的历史，“五四”大潮催生出的这个“青年团体”，构成了一个真正的思想与艺术的实验场，在此之中，他们通过交流与冲突、聚集和分化的方式进行着最先锋式的精神活动。郁达夫及其同人用最自由的观点，最富个性的冲撞，甚至最丰富的混乱、嫉妒、狂热、最尖刻的批评、嘲笑和辱骂构成了一个有时无法忍受但又永远具有刺激性的、奇怪地混杂着的气氛。一重罗网撒向社会的各个角落罩住了许多青年人的心。“郁达夫现象”当数其中最具个案意义的例子了。 把“世纪末”和郁达夫联系起来的似乎是他自己授人以柄所致。其实郁达夫从未以此为辱，反倒常以此为荣。创造社的一群青年作家在中国文坛的所作所为能够比得上英国世纪末文艺运动中的“《黄面志》团体”，当然是郁达夫们所求之不得的事。这也很可能是郁达夫撰文介绍《黄面志》及其作家的初衷。十九世纪末的英国，是一个充满了苦闷和颓废的社会。1894年创刊的《黄面志》及其同人作家是在这种倾向上反映得最敏锐的一个文艺团体。这个团体中的主要成员美术编辑比亚兹莱（AubreyBeardsley）、诗人道森（ErnestDoweson）、西蒙斯（ArthurSymons）等与小说戏剧家王尔德共同构成一个规模不小的世纪末文艺思潮。西方“世纪末”文艺思潮在世纪初的中国文坛一度相当盛行，这是许多五四文学活动的当事人都曾提及过的。人们比较熟悉的是鲁迅在《中国新文学大系·小说二集·导言》中所说的“世纪末果汁”。对此鲁迅提到四个人的名字：尼采、波德莱尔、王尔德和安德列夫。鲁迅当然是要而言之，事实上英国的《黄面志》及其周围的作家也是这种“世纪末果汁”的重要组成部分。叶灵凤说： 《黄面志》那一批作家的作品，以及比亚斯莱的画，对中国早期的新文艺运动也曾发生过一点影响。因为首先将《黄面志》介绍给中国文艺爱好者的是郁达夫先生，接着田汉先生，张闻天先生不仅介绍比亚斯莱的画，还翻译了王尔德的作品。后来鲁迅先生也编印过一册比亚斯莱画选，列为《朝花艺苑》丛刊之一。[③] 郁达夫介绍《黄面志》时，事实上这个刊物在英国停刊已久，有关诸人都已经去世，“世纪末”早已成为过去，新世纪也开始了四分之一。郁达夫不过是当作英国近代文艺活动的一个面貌来介绍的。“他的介绍被接受了，而且发生了影响。可是，却使他自己从此被后人称为流浪颓废作家。这真是当时满怀愤世疾俗的年轻的达夫先生所意料不到的。”[④]其实大可不必为郁达夫的这种遭遇叫屈。同样是一种颓废时代的产物，把郁达夫与世纪末作家比附，既不牵强附会，也无贬损之嫌，倒是能说出一种历史的真实和文化的契合。 在《〈黄面志〉及其他》一文中，郁达夫丝毫没有隐晦他对这批世纪末作家的喜爱之情。他说：“ErnestDowson的诗文，是我近年来在无聊的时候，在孤冷忧郁的时候的最好伴侣。[⑤]”郁达夫是怀着同情和敬仰来介绍道森的，在他看来《黄面志》的一群天才诗人里，“作最优美的抒情诗，尝最悲痛的人生苦，具有世纪末的种种性格，为失恋的结果，把他本来是柔弱的身体天天放弃在洒精和女色中间，作慢性的自杀的，是薄命的诗人ErnestDowson[⑥]。”这是段相当煽情的文字，没有刻骨铭心的触动是说不出来的。类似饱含感情的叙述，文章中随处可见，这样声情并茂的文章深刻打动并影响了一代青年文学者当是可以想见的。其时，郁达夫的《沉沦》正一纸风行，俨然文学青年中的偶像。于是，郁达夫心目中的所爱，被文学青年爱屋及乌地传播开去，形成了一个不大不小的“世纪末文学热”，即如诗人道森，就出现了不少译介者，王统照、傅东华就曾因错译和误译道森的诗颇受文坛指责。施蛰存后来也回忆过，戴望舒和杜衡“合译英国颓废诗人陶孙的诗集，这是受了郁达夫的影响，因为郁达夫在《创造季刊》上介绍过陶孙。”[⑦]至于插画家比亚兹莱的追随者就更多了。田汉译王尔德的《莎乐美》，依据的是英国原版书，中华书局出版时又几乎原样设计，里面附有比亚兹莱的全套插图，此前田汉编辑《南国周刊》版头和里面的插画，用的也都是比亚兹莱的作品，性学博士张竞生编的一本畅销书《性史》也是选用比亚兹莱的插画《月亮里的女人》作封面。至于深受郁达夫影响的叶灵凤就干脆以“中国的比亚斯莱”自居，他当时给《洪水》半月刊和《创造》月刊所画的封面和版头装饰画，几乎全部袭用比亚兹莱风格，为此颇受鲁迅的嘲讽。而象邵洵美、冯至等一些青年诗人对世纪末作家的热情爱好更是与郁达夫的影响分不开。足见其“罗网”之重，覆盖面之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