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鲁迅先生逝世60周年之际，鲁迅研究界和出版界通力合作，推出了一系列鲁迅研究方面的学术著作。其中有一套丛书显得特别惹人注目，这就是陕西人民教育出版社于1996年9月出版的“鲁迅研究书系”（陈绪万策划，袁良骏主编，王富仁、阎庆生、郑欣淼副主编）。这是一套装帧印制非常精美、字数累计350万言的大型书系，括有《阿Q新论》、《现代散文劲旅》、《鲁迅创作心理论》、《历史的沉思——鲁迅与中国现代文学论》、《民族魂与中国人》、《反省与选择——鲁迅文化观的多维透视》、《鲁迅文学观综论》、《鲁迅艺术创造系统》、《中国现代小说史上的鲁迅》、《鲁迅与宗教文化》、《鲁迅的创作与尼采的箴言》、《由中间寻找永恒——鲁迅的文化价值观》、《鲁迅与英国文学》、《〈呐喊〉论》、《鲁迅与新思潮》等，凡15册，高雅凝重而又气势恢宏，在近年来相对寥落的“鲁学”书林中，仿佛格外亮丽惹眼。当然更为重要的是，这套凝聚着研究者、编辑者心血的书系，有其相当充实的内涵和丰富的意义。简括言之，这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其一，学术定位高，导向明确。业已诞生80余年的鲁迅研究，经过20世纪时代风云的洗礼，以相当丰富的学术成果托起了堪与“红学”（或“曹学”）媲美的“鲁学”。有学者指出，自“五四”以来的鲁迅研究，已经形成了一条长河，波浪滔滔，浪花飞溅，千姿百态，难以尽说。要在这条学术研究的长河中，注入一条新的细流，增加一朵新的浪花，都是不容易的，要花大气力的。诚然如此，要在既往学术基础上将鲁迅研究切实地推进一步，确实需要付出更大的努力。“鲁迅研究书系”的组稿、编辑和出版，就是这种努力的生动体现，由此方使之成为“鲁学”之海中令人“珍爱的晶莹的涓滴”（《鲁迅研究书系·序言》）。该“书系”着意于承前启后，既在较大程度上成为80年代鲁迅研究的一个可观的总结，又以学术实绩在客观上成了90年代趋至世纪之交的鲁迅研究的开路先导，从而于某些主要方面显现出了鲁迅研究所达到的新高度和新起点。诸如在更加宏阔的文化背景和更加深刻的文化层面上，来探寻作为20世纪重要“文化现象”之一的鲁迅世界；在更加专精、更加细腻的论阈中，来探寻鲁迅的艺术世界和心理世界；在更具文化哲学意味的思维框架或多维的文化视野中，来探寻作为“民族魂”和文化巨匠的鲁迅对“人”和“文化”（尤其是中国人和中国文化）的集中关注和思想成果；等等，都体现出较强的理论概括性和较高的学术品位，并在相对来说毕竟有些浮躁的人文环境或学术氛围中，营造出了一种雅洁而又沉静的思致颇为高远的学术境界，为20世纪末叶鲁迅研究写下了相当重要的光晶流丽的一页，也恰逢其会地为正在如火如荼展开的精神文明建设投注了一股契合于“清洁精神”的学术活力，从而显示了“鲁学”的学科特征和良好的发展态势。 其二，内容厚重丰富，多有创新。“书系”的作者队伍以中青年为主体，15部著作中有11部出自中青年学者之手。他们虽然相对年轻，但大都有了多年研究鲁迅的学术经历。他们在新时期以来的20年间的开放改革过程中，带着日益充盈的文化知识，在中外文化冲突与融通的背景下，先后从事鲁迅研究。他们大多积累较为深厚，视野开阔，创新意识强，从而赢得了宝贵的学术青春。即使是“书系”中那几位相对年长的学者，严格说来，也是在新时期以来的人文环境中，才真正发挥出自己的学术潜能，取得较为突出的学术成就的。正是有赖这些功底扎实的研究者的辛勤努力，“书系”在内容上才会呈现出厚重丰富、多有创新的学术面貌。“书系”的选题事先并未进行严格的统一规划，但基本上经过优化选择而集结起来的这批研究成果，在客观上却恰好体现了当今“鲁学”的基本面貌。对鲁迅的本体研究、外缘研究、思想研究、创作研究、宏观研究、微观研究等，都有相当深入的探索，并程度不同地有所突破、有所创新。“书系”中有的著作明显刷新了长期以来因袭的观点，如《阿Q新论》对阿Q作为“精神典型”的强调和充分的阐释，便将“鲁学”中的哥德巴赫猜想——阿Q典型性研究推进了一步；又如《由中间寻找永恒》认为鲁迅是一位终身以“当下”“有限”自任，却同时苦寻“终极”“无限”的思想家。有的著作则在新的层面上建构了新的研究系统，如《鲁迅创作心理论》、《鲁迅文学观综论》、《鲁迅艺术创造系统》等。有的著作甚至还具有较明显的填补学术空白的性质，如《鲁迅与英国文学》、《鲁迅与宗教文化》、《鲁迅与新思潮》等，便以专著形式对鲁迅与文化（文学）的某些专题，给予了富于创意的论述。 其三，注重学术价值和现实意义。在言说鲁迅的业已汗牛充栋的文字中，应该承认其间确有一些文字没有什么学术价值。除去那些人云亦云的浮言之外，出于狭隘的功利目的而恣意“神化”鲁迅的文字，以及那些出于种种仇怨而恶意亵渎鲁迅、“鬼化”鲁迅的文字，便有违学术应有的实事求是的科学精神，从而失掉了学术品格和学术价值。“鲁迅研究书系”与这些非学术化的东西截然不同，它是非常重视学术价值和现实意义的。“书系”的作者在著述中都表现出了严谨的治学态度和严肃的学术追求，都贡献出了既有助于“鲁学”学科发展，又有益于文化建设和社会进步的学术成果。比如《中国现代小说史上的鲁迅》、《现代散文劲旅》、《〈呐喊〉论》、《民族魂与中国人》等，或就鲁迅小说创作审美涵义和思想特征给予充分的阐释；或就鲁迅杂文展开更为多元也更具文化史色彩的全面论证；或就鲁迅代表作《呐喊》进行更加宏观也更加微观的多侧面探讨；或就鲁迅这个“民族魂”与中国人的内在关系以及由此映现出的精神价值进行细致深入的阐发，都提出了一系列有学术价值同时也具有积极的现实意义的观点。这些观点及相应的学理，既可纠正种种对鲁迅的偏见和误解，又可将鲁迅的文化宝库向人们打开。也正是出于对学术和现实需要的深刻理解，注重学术与文化建设相统一的鲁迅研究者，同注重学术与社会效益相统一的出版者，才有了这次成功的合作。这种合作在所谓“削平崇高”的庸俗主义泛滥之时，似乎尤其具有某种反拨的意义。事实终将证明，“向往崇高”比“渴望堕落”更具有人性的和文化的力量，鲁迅和“鲁学”遭受冷落乃至嘲笑的情状也必将在学术界和出版界的努力下而被“消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