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当下的中国正经历着前所未有的巨大的“发展”，这一发展正在以极大的“速度”改变着我们的空间结构与日常生活。“全球化”与“市场化”的进程业已进入了我们每个人的语言／生存之中，变为了当下本身的展现。如果说，在九十年代初叶，这种文化空间的变化尚未引发人们的关注，一些人尚可以延续旧的话语的表述策略的话，那么九十年代中叶的历史情境已完全证实了“后新时期”文化的新的格局的生成。[①]这一格局的生成无疑昭示了中国的全球化与市场化所带来的大转型的巨大的活力与可能。我想由两个来自近期小说中的片断来开始我的探讨。这两个片断分别来自两位九十年代以来最有活力的青年作家徐坤和刘醒龙的小说。这两个片断所彰显的正是一个新的社会与文化空间的生成。 第一个片断选自徐坤的《热狗》。在这里，知识分子陈维高看到他所在研究机构周围正在崛起一个新的空间： 东边，巧克利大楼滴着褐色的奶油蜜汁儿，馋得人人都恨不能上去舔一口。 往北，亚太大厦昼夜都散发着印度的檀香味儿，熏得人都差点儿去皈了依了。 对面，海关大楼那两座生动的钟式建筑隔条马路，就在那儿脸对脸儿的叫着板呢，亮堂堂的制服们神气活现地出出进进，愈发显得他们棺材壳子里的的确良衬衫们的古板寒碜。 西边，国际饭店富丽堂皇的旋转餐厅，则干脆就紧挨着科研大楼的脑袋顶上趾高气扬地转哪转，根本上就是构成了一个鸟瞰。 这才几天哪，也就是一转眼。 再往远点，什么凯莱、建国、王府、皇冠……一批批大酒店以看不见的速度比着赛往起蹿。 这里有趣的是一个巨大的“看不见的速度”改变了当下的空间结构。以科研大楼为中心的视点下，却发现了中心离散的、飘浮的新的空间。昔日科研大楼刚建成时，它是城市的枢纽点，是城市的精神与话语的中心。但当下“中心”却被消费者化与商品化的多中心的“拼贴”式的形态所替代。知识与话语的权力在空间的位置上变得异常的自我封闭和狭小，而向公众敞开的迷人的光晕淹没了神圣的权威。这是一幅“现代性”分崩离析的空间景观，一个璀璨的后现代的迷宫淹没了昔日的枢纽点。 第二个片断引自刘醒龙的《分享艰难》，其中的镇党委书记孔太平前往乡镇企业家洪塔山的水产品养殖场。这个养殖场传奇般的发展也同样凸显了“速度”在当下的功能： “养殖场占地有一百多亩，大小几十个水泥池子里放养的差不多全是甲鱼，据说这是全省最大的专门的甲鱼养殖场。从前这儿的规模很小，只能从别人那里买来幼甲鱼自然喂养，两三年才长到半斤以上。所以养殖场总在亏本。洪塔山来了以后，第一年就建起了甲鱼过冬暖房，不让甲鱼冬眠，一只幼甲鱼一年时间就能长到一斤多，养殖场也有了丰厚的利润，接下来洪塔山就动手扩建养殖场的规模，并创出了西河镇养殖场有限公司这块响当当的牌子。” 这里养殖场的急剧的的发展使它由一个边缘的空间变为了这个乡镇的中心。它以惊人的发展速度改变了一个乡镇的社会结构。这个“养殖场”变为“有限公司”的传奇之中的戏剧性正在于一个相当僻远的乡镇的变化恰恰与徐坤所描述的北京这样的超级城市的变化相似。历史的戏剧似乎正在中国的各个角落中“共时”地出现，尽管其表现形态有相当的差异。 徐坤与刘醒龙所发现的似乎是两个惊人的相似的不同的空间。这里一是超级的国际化的城市，一是僻远的乡镇；一是全球资本与信息流动的中心，一是依赖农副产品寻求机会的边缘；一是徐坤眼中的跨国性的全球形象（亚太大厦、国际饭店、海关大楼），一是刘醒龙笔下的充满发展焦虑的小小的养殖场。但这些看似充满了断裂性的空间都有着无可争议的同质性，它们都卷入了全球化与市场化的浪潮之中，承受着巨大的“速度”带来的新的文化经验。这里被徐坤所言的“看不见的速度”支配、控制的空间充满了一个第三世界社会在进入全球体系后的发展的“冲动”。徐坤与刘醒龙勾勒了一幅当下的“地图”。这幅地图标识了新的领域、新的座标、新的自我想象。在这两个不同的“区域”的互为镜象的反射中，我们却可以辨认到一个处于“速度”的笼罩之下的“中国”本身。 所谓“速度”，乃是一个物理学上的概念，它指的是距离向量与时间之比。而在徐坤、刘醒龙这里，“速度”不仅是一个有关移动的概念，而是一个本地空间发生巨大变更的过程的标志。中国所获得的巨大“速度”无情地宣告了八十年代的依靠对西方的“模仿”而获得的“现代性”幻想的终结。中国的历史进程并未按照那些乌托邦式的幻想发展，而是寻找了一个新的选择。另一面，中国的市场化的进程也以相对平和的方式推进，它一面保持了发展的速度，但另一方面也避免了大的断裂与社会的冲突。这种新的“速度”正是在这种格局下获得的，它所喻示我们的是在这个新的空间之中如何去面对“速度”所构成的语言／生存状态，正是当下本身的最为巨大的挑战。 保罗·维希里奥在讨论“速度”对于当代世界的影响时指出：“随着速度支配型进化的实现，人类不再是各色各样。人类现在只区分为有希望的人群（他们拥有一个希望，在未来的某一天，他们将会达致他们正在积累的速度，这将使他们得以通向一切可能：计划、决策、无穷无尽……），以及绝望的人群，他们被低劣的技术运输工具所阻，在一个有限的世界里生存和维生。”[②]而“中国”正是业已无可争议置身于一个“有希望的人群”之中了。无论中国面临着怎样的挑战与困厄，但发展的巨大的“速度”所希望带来的活力和可能正是这个社会赖以生存的前提。这不是一个崩剥断落的“废墟”，而是一个生命的空间正在创生之中。在徐坤和刘醒龙的表述之中，这种新空间的活力与可能被展现得格外强烈。目前文化与文学所面对的一个中心的问题是，如何在这个新空间之中寻找一种介入与参与的勇气和力量。历史似乎将这些在九十年代的“后新时期”文化的语境中出现的作家们放置在一个戏剧化的抉择的关口上，而他们正是在这个关口上作出了令人信服的抉择。他们的写作正在以无情的力量告诉我们，和那些阴郁黯淡，充满着不安与狂躁的吼声不同，这些来自当下的声音从未拒绝对当下的人们的发言，从未拒绝与人们一同走入今天，也从未用媚俗和取悦搭起一个幻觉的世界。他们提供了对这个“新空间”的新的表意策略。我们无权忽视这些来自我们的共同的中国内部的新的声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