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1929年2月朱自清发表《〈老张的哲学〉与〈赵子曰〉》[①]到六十年代中期老舍生命终结，文学批评始终影响着老舍的创作。文学批评总是具有社会批评的性质，时代不同，批评的标准、侧重、指向不同，对老舍创作道路发展演变所起的作用也不相同。对此进行具体分析，近可认知老舍创作道路兴衰浮沉的一种原因，远则由此管窥中国现当代文学批评的演变得失。 朱自清是在那两部作品发表不久就以艺术家独具的慧眼发现老舍创作的个性异彩撰文批评的。现在看来，他的批评至少有两个方面的意义。其一，当时革命文学建设紧锣密鼓，老舍远离时代话语中心由着自己的心性摸索文学之路，他隔膜了时代文学主流，也被激进的批评家所冷落，即使鲁迅、茅盾，也因忙于建设革命文学而对他的创作表示了保留意见。而冷落，即使不能泯灭那刚刚燃烧的创作欲望，也会延缓老舍个性意识的觉醒。朱文的发表既刺激着老舍的创作欲望，也助长了他艺术个性的张扬。他说创作《老张的哲学》、《赵子曰》是在黑暗中摸索[②]，朱自清的批评无疑使他从中看到了自己的某些长短，而扬长避短正意味着个性意识的张扬。其二，朱文从讽刺文学发展演变的高度观照老舍的小说创作，对其承袭发展、分类归属、成败得失都做了切中肌理的分析。客观准确的分析和界定以及由此所表现出来的批评精神、学术态度，为后来的老舍批评开了一个好头，自此至抗战即第一阶段的老舍批评正是在此基础上由点到线及面逐渐铺展开来，在老舍研究历史上写下极其扎实的一章。 这一阶段参与老舍批评的人，朱自清之外，还有李长之、赵少侯、常风、吴联、李影心、尹雪曼、王淑明、唐穆……这是一个富有启示意义的名单。它至少说明，老舍是带着真正艺术家的追求走上文坛探索文学道路的，注意他的也大都是像他那样追求艺术完美的人，那些具有艺术慧眼或学术意识的人，也是把老舍的作品当作真正的文学进行审美鉴赏的人。在那个以谈革命文学为时髦而又争相追逐时髦，把文学当作武器用以批判社会指导阶级革命的年代，只有这样的人才对远不激进的老舍创作产生兴趣，“不识时务”地选择他的作品为批评对象。 这未尝不是老舍的幸运。一般说来，他们思想上没有条条框框，既很少受艺术以外某些因素的干扰，也很少掺杂因党派、宗派滋生的感情因素；既不像后来（五、六十年代）那样因他的自由民主立场而无端挑剔，也不像更后来（八十年代）那样因相同的原因而溢美。他们以对作品负责、对自己的批评负责的态度对老舍的作品进行审美分析，其批评是冷静的、客观的，是充满科学精神的艺术的或学术的批评。 虽然那时的批评还处在追踪评点的层面，远没达到学术研究的境界，但大都抓住了作品的特点，并在分析过程中发现了许多被后来的研究证明颇有价值的话题，如老舍创作与狄更斯及外国其他作家的关系，与《儒林外史》等清末谴责小说的关系；如老舍创作的幽默风格、地域特色、语言艺术以及景物描写、人物塑造等等。这些话题的提出及其阐释为后来的深入研究奠定了坚实的基础，有的批评甚至达到了相当的高度。 但我们最感兴趣的是这期间的批评对老舍创作的影响。对于刚刚走上文坛不久，其创作还处在摸索阶段的作家和那些缺乏艺术自觉、创作自信的作家来说，批评的导向作用是非常重要的。朱自清及稍后的批评家们对老舍提出批评的时候，老舍还缺乏足够的艺术自觉，既把握不准艺术规律，对自己的长短也缺乏足够的认识。他在黑暗中摸索，摹仿时或流于“效颦”，探求有时陷于误区。他不懂技巧，不会控制，幽默往往失之油滑；他找不到艺术根据地而跟着感觉东碰西撞——从《二马》到《小坡的生日》，到《大明湖》，到《猫城记》，留下的是歪歪斜斜的足迹。促使老舍在创作状态上由自然自在向自觉自律转变且在转变之后使他在艺术道路上迅速前进的因素很多，如创作经验的积累、理论学习、对自己创作的不断反思等等。但批评的促进作用尤其重要。健康的批评不仅使老舍明白了许多理论问题，渐次的掌握了艺术技巧，把握住创作规律，而且使他从中看清了自己的长短得失；既有力地促进了他个性意识的觉醒和艺术自觉，也启发他不断调整艺术思维，改进艺术选择和操作方式，进而创作出一大批优秀作品。 这不是抽象的推理。且不说白涤洲及时指出他作品中半文半白的“语病”及其危害，提醒他加强文字训练，追求语言的“俗”“白”之美；也不说李长之等人关于地域特色的分析使他认识到自己的“根据地”在北平，他从《离婚》开始结束了“流寇式”的选题，打定主意“返回北平”，这对他艺术风格的形成起了重要作用；还不说人们对他的短篇小说《牺牲》的批评指责使他醒悟：事实本身不是小说，太信任材料就容易忽略艺术，进而促使他思考生活与创作、写实与虚构、事实与真实的关系，使他在思考中把握住了现实主义创作原则的命脉，创作出了《月牙儿》、《骆驼祥子》这样的优秀作品。这里仅就两个事实做援征性说明：一是关于幽默问题。老舍初涉文坛就显示出幽默才能，敏感的批评家也准确地捕捉住这一特点进行评论，有具体分析，有整体概括，有比较归类，有寻根探源，有欣赏称赞，也有人感到“过火”讨厌，无论彼此，都基于文本忠于阅读感受。对这些批评，老舍不可能全部接受，有时感到“委屈”，甚至明确表示“不以为然”。但这并没有妨碍批评对他创作的影响，即使那些在老舍看来明显误解的批评，也起着“闻者足戒”的作用。最突出的表现是，各种各样的批评引起老舍对幽默问题的反复思考，他就此撰文《谈幽默》。他在不断深入思考中明确了幽默与讽刺、与滑稽、与机智等等的区别，熟练地掌握了幽默的技巧，把握住了幽默的“度”；其作品也不断洗尽语言和趣味的油腔滑调，而露出了纯正的个性风格。二是对老舍创作内容及思想倾向的影响。且以中短篇小说创作为例。老舍30年代因“应急”而写短篇小说，又因不重视这一形式而对作品的思想内容和艺术技巧都不十分讲究。他说他随便写写。写了若干篇之后，开始苦心经营，其作品思想内容和艺术风格都出现了许多变化。最突出的变化是：由鞭挞某些消极现象和丑恶小人的品质德性发展成为揭露社会黑暗和时代荒唐，描写黑暗年代下层市民的悲惨生活和悲惨命运，作品的艺术风格也因少了讽刺多了同情显示出日渐强烈的悲剧色彩。这变化是老舍的自觉追求。但追求是否成功？该持续发展还是回到从前？老舍自己把握不住，犹豫不定。批评家常风则具体分析了老舍创作的变化及其得失，明确地说：“我们大胆的代老舍君回答：这些变动是好的，同时，我们还期待着老舍君更大的贡献。”[③]老舍从这里得到鼓励，坚定了信心，继续前进，又发表了《断魂枪》、《新时代的旧悲剧》、《新韩穆烈德》、《且说屋里》、《我这一辈子》等作品；而《骆驼祥子》的出现，无疑是若干“变动”累积的必然结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