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当代杂文的发展几经起落，从1949年10月新中国建立到1966年“文化大革命”开始的17年间，是杂文创作沉寂和挣扎得特别艰难的时期。在这17年里，仅出现过1956—1957年、1961—1962年两次短暂的有限的杂文创作高潮[①]。“文革”10年，杂文被扭曲异化，成了面目可憎、令人生厌的“帮八股”，真正的杂文却万马齐喑。 但是，正如杂文家秦牧所说的：“无声的时代，必然有地火在奔突，有风暴在酝酿。”[②]粉碎“四人帮”后，杂文创作开始复苏。初期的杂文“往往还留有不少‘文革’的痕迹，提法上也还有不少不妥之处”[③]。1978年夏天，通过“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大讨论，在全国上下掀起了一场轰轰烈烈的思想解放运动。它从根本上否定了“两个凡是”的框框，杂文家的思想得到了空前的大解放。特别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的胜利召开，标志着中国进入了一个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的新时期，杂文也迎来了全面复兴和繁荣的新时代。 在这百花怒放的“杂文之春”，杂文发展呈现出前所未有的新气象： 杂文创作队伍“日见其斑斓”。如果说，30年代的杂文作者“只是亭子间里那几个人”（唐韬语），五六十年代的杂文作者主要局限于高中级知识分子和党政领导干部，那么，新时期杂文创作大军则蔚为壮观，呈现出多元化的人文景观。在这支浩浩荡荡的杂文队伍里，有文章老更成的杂文宿将夏衍、巴金、廖沫沙、林放、严秀、秦牧、黄裳，有风华正茂的中年杂文家牧惠、蓝翎、舒展、陈四益、章明、老烈，有长江后浪推前浪的杂坛新秀鄢烈山、朱铁志、王向东、司徒伟智、陈小川、米博华，有巾帼不让须眉的女杂文家邹人煜、袁成兰、陈飞、汪义群，他们组成了新时期杂文创作的生力军。还有一大批客串杂文而在杂文界享有盛誉的杂文作家，如诗人邵燕祥、公刘、流沙河、刘征、叶延滨，小说家王蒙、马识途、李国文、蒋子龙，剧作家陈白尘、吴祖光、魏明伦、沙叶新，画家黄永玉、方成、韩羽、高马得，学者施蛰存、张中行、金克木、王元化、何满子、邓伟志、王春瑜……这些“破门而出”的杂文作家“由于厚积薄发，比一些杂文专业户写得更好”[④]。新时期众多杂文作家如点点繁星，在20世纪中国杂文的天空熠熠生辉。 杂文园地迅速扩大。长期以来，由于极左路线的摧残和迫害，杂文成了“不祥之鸟”（林放语），“无杂文不成运动，无运动不整杂文”，导致许多报刊对杂文敬而远之，杂文的园地日趋萎缩。到了新时期，“忽如一夜春风来，千树万树梨花开。”出现了“无报刊不登杂文，无杂文不成报刊”的可喜局面。许多报刊纷纷开设杂文专栏，著名的有《人民日报》“大地”副刊、《光明日报》“东风”副刊、《文汇报》“笔会”副刊、《羊城晚报》“花地”副刊、《中国青年报》“求实篇”专栏、《文汇月刊》“自由谈”专栏、《现代作家》“乱弹”专栏。1984年10月2日，我国第一家专门刊登杂文的报纸《杂文报》在河北石家庄创办，臧克家称它“为杂文开路，打响了第一炮，响应之声，不绝于耳”[⑤]。果然，在1985年2月中国作协第四次代表大会期间，严秀、邵燕祥等21位杂文家提议创办杂文刊物，他们认为“五四”以后，曾有过《语丝》、《太白》、《野草》等多种杂文刊物，而解放后此类杂文性的刊物完全绝迹，这是很不正常的现象，因此，他们建议创办一种“以发表质量较高的杂文创作和杂文的研究与评论”的杂文刊物[⑥]。1985年5月，柯灵在《关于上海城市文化发展战略的意见》中，也提议创办一份“反应灵敏、目光敏锐而确有水平的杂文刊物，对文化、社会乃至政治上的病态，进行经常性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针砭”[⑦]。在杂文家的热情呼唤下，1988年吉林省出版了《杂文家》双月刊（现改名为《杂文选刊》），1994年安徽淮南出版了《杂文》双月刊（现改名为《语丝》）。 杂文总集和杂文丛书相继出版。为了检阅当代杂文创作的成就，中国文联出版公司出版了《中国新文艺大系（1949—1966）·杂文集》和《中国新文艺大系（1976—1982）·杂文集》，湖南文艺出版社出版了四辑40本《当代杂文选粹》，百花文艺出版社出版了四卷本《中国杂文大观》。此外，从1980年开始陆续出版的还有三联书店的杂文丛书，广州出版社的“思想者丛书”，成都出版社的“当代名家杂文系列”，湖南文艺出版社的“中国当代著名杂文家漫画家幽默小品”丛书，宁夏人民出版社的“中国当代名家杂文精品丛书”，甘肃人民出版社的“名家最新杂感力作”丛书，四川人民出版社的“稻草人杂文随笔丛书”。这一大批杂文总集和丛书的出版，表明了新时期杂文获得了全面丰收，显示了新时期杂文家的创作实绩。 杂文组织的建立和杂文作家群的形成。自1983年11月4日河北省率先成立杂文学会以来，各省市区也纷纷成立了杂文学会、杂文研究会和杂文创作委员会。它团结了广大杂文作者，结束了杂文作者单兵游勇、孤军作战的分散状态，形成了颇具特色和规模的杂文作家群，如“岭南杂文作家群”、“江苏杂文作家群”、“湖南杂文作家群”、“四川杂文作家群”。各省市区杂文学会为了展示实力，还出版了各自的杂文合集，如《燕山新语》、《京都札记》、《求实杂谈》、《幽燕纵横》（北京）、《上海杂文选》、《津门杂文选》（天津）、《岭南杂文选》（广东）、《江苏杂文选》、《湖南新时期10年优秀文艺作品选·杂文卷》、《花边一百三》（湖南）、《闽潮录》（福建）、《门槛边上的风景》（江西）等。江苏省杂文学会连续推出“江苏杂文十家”两辑，在全国引起了很大反响。 杂文理论的深入探讨和杂文研究的不断拓展。建国后，只在50年代初中期有过关于“杂文复兴”和“小品文的新危机”两次短暂的杂文讨论，杂文理论极为贫乏[⑧]。新时期以来，伴随着杂文创作的兴起，杂文理论也得到广泛关注。1980年2月，《文艺报》开展了“如何繁荣杂文创作”的讨论，廖沫沙、严秀、陶白等人发表了自己的见解，他们认为“需要对杂文有个正确的看法，要给杂文恢复名誉”，并“希望杂文创作出现新的生气”[⑨]。1981年4月，《南方日报》“南粤”副刊邀请广州部分杂文作者秦牧、苏烈、岑桑、柳嘉等人，就如何提高杂文的质量、发挥杂文的功能等问题举行座谈，秦牧呼吁：“我们必须进一步提倡和鼓励杂文，进一步探索和发展杂文，使杂文艺术这枝花更加绚丽灿烂。”[⑩]这些讨论对于消除偏见，繁荣杂文，起到了很好的促进作用。1985年1月，杂文理论刊物《杂文界》在河北石家庄创办，它呼吁老中青杂文家“为建立系统的丰厚的杂文理论”和“开创出杂文理论研究的一代新风”而齐力奋进[11]。此外，在杂文史的研究和杂文写作的探索方面也取得了丰硕成果，邵传烈的《中国杂文史》、姚春树的《中国现代杂文史纲》、张华主编的《中国现代杂文史》、姜振昌的《中国现代杂文史论》以及杜文远主编的《杂文百家专访》、赵元惠主编的《杂文创作百家谈》、楼沪光主编的《中国杂文鉴赏辞典》、牧惠的《杂文杂谈》、姚春树的《怎样写杂文》、林帆的《杂文与杂文写作》、李庚辰的《杂文写作琐谈》、徐乘的《杂文学》、王保林的《杂文的写作艺术》就是明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