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十年代的文坛蕴藏着众多变革的潮流，它相继促发了“先锋文学”和“新写实小说”的浩大声势，一个令人注意的现象是其中有相当一部分是历史小说。这批历史小说不再构筑光辉灿烂的历史故事，对历史的反思也失去了峻切深沉的色彩，它们专注于叙述那些古旧和并不古旧的家庭往事，并以崭新的目光重新审视革命斗争的历史，民俗、宗教、世态、人情从历史帷幕的破裂处源源涌出，迅速占据了历史前台，英雄人物与庸常小人之间的界限被悄悄弥合甚至互相混同，历史上辉煌的光圈在不知不觉中消失了，叙述者不断进出历史，在与历史的超距离对话中，这批历史小说逐渐形成独特的风格，这些小说后来被称作“新历史小说”。 试图说明“新历史小说”的内涵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它包含了众多作家（如苏童、叶兆言、余华、格非、孙甘露、池莉、刘震云）风格迥异的历史小说创作，它跨越“先锋”、“新写实”两大阵营，崭新的历史观念和新颖的艺术方法层出不穷，也引发了单个作家历史小说创作的蜕变。其中包含的诸多理论命题如历史小说的虚构性，历史的迷雾化、空间化、颓败化、平俗化、消费化，给传统的历史理论递上了一份充满火药味的挑战书，用简单的肯定或否定都无助于问题的解决，反而会对这一大批作家的精心构思实施误读。 在真实与虚构之间 一个明显的特征在于“新历史小说”已经摆脱了追寻历史本真的硬性规定，一任想象在小说虚构的空间内自由地飞翔。众多的新历史文本讲述的并不是历史上确有的故事，作家对历史事件的兴趣降到了最低点，而以或生动或紧张或琐碎的故事叙述取而代之。叶兆言是讲述这些故事的行家里手，他的“夜泊秦淮”系列分别讲述了四个家庭的故事，在明静流畅的叙述中渗溢出晚清世事人情和生活气息。池莉在她的《预谋杀人》、《凝眸》中讲述了杀人的故事和两对青年男女恋爱的故事，苏童在《妻妾成群》、《我的帝王生涯》、《米》中调用古旧的历史肖像，将笔触伸入中华民族渊源流长的生活史，这些故事不再涉及历史上的重大事件或著名人物，而是转向以往被历史所忽略的凡俗小事或民情风俗，这就避开了先验文本的历史规定，为虚构创设了充分的可能性。在此之前，先锋小说先行一步，已经将历史真实远远地驱逐了；他们的一系列形式实验是建筑在历史存在的退场之上的，他们解构意识很强的形式策略迷失了历史的本相，这在格非设置的叙事空缺中表现得尤为明显。而先前传统历史小说恰恰是将历史的真实放在首要地位，叙事人呈退隐状态并竭力弥合小说叙事和历史真实之间的差距。《红岩》采用革命回忆录的形式保证了小说的真实性与可靠性；《红旗谱》、《红日》是作者亲自参与或间接参与的社会斗争的反映。对于取材于较远的历史题材的小说如《李自成》、《曾国藩》、《金瓯缺》、《星星草》，作者无一不是参阅了大量的历史文献资料，充分的史料与“建构的想像力”（柯林伍德语）的有机配合，共同修筑了遥远的历史情境，为一种“逼真”的历史状态作出承诺。 如果说“虚构”和“真实”在古典主义那里还是一对互相排斥的范畴的话，那么随着现代阐释学和后结构主义的凯歌行进，它们之间的差异已经变得模糊不清了。现代语言学对语词的“再现”能力普遍持悲观态度，他们认为“词语仅仅是在世界其它事物之中的事物而已，它们既显示其力图表示的对象，又将始终含混不清”[①]。因而，后结构主义再现批评认为“再现所依凭的是歪曲的再现”，“一切再现活动都会产生一个边缘化的或遭到排斥的他者（other）”[②]，历史小说中真实的基石——语词的透明性遭到了怀疑。历史由于时间的流逝成为一种永恒的“不在”，它永远无法达到那个曾经实有的历史存在。所以，对历史小说而言，它决不是代表了“作为人类活动的总和和相互作用的历史”，而只是一种“对过去的记录叙述或诠释”，历史小说说到底是作为文本形式存在的，历史的文本性质暴露了它的虚构性。在文本中，历史事件的客观性会遭到人们主观性有意无意的融汇改造，散乱的历史事件被一种情节结构或意义结构重新组织，陌生的、混乱的历史被现代人按自己的想象加以解释，类似的工作在历史小说中司空见惯，而且是必不可少，但这将会使历史偏离真实的轨道。因此，在那些极力宣称真实的历史小说，历史虚构大量存在，这也是历史仿真的必要手段。 如果说传统历史小说在虚构的时候依然有一个事实真实的基本指向的话，新历史小说则完全滑入了虚构一格，作家的大胆想象早已溢出了历史史实的现实性规定。作家设置一个确定的时空，如“一九三四年”、“枫杨树故乡”（苏童《一九三四年的逃亡》），只不过是为了让事件得以落实在人们的时空经验构架上，它已经失去了为事件的确定性论证的原初意义，许多小说只是在叙事背景上略略勾画几笔时代风云，暗示时间的位置与流动。历史真实的淡化并没有减弱小说的魅力，这得归功于作家“建构的想象力”，它建筑在人们日常生活经验的基础之上，在现实的一系列推论关系中将结论置于古老的历史进程中具有人类生活体验意义上的真实。苏童的《妻妾成群》是个显而易见的虚构文本，众多活动的人物由于丧失了历史性的根基而漂浮在那个古老恒定的文化时空里，但人物之间的明争暗斗，封建制度强大的无意识力量，人性卑琐丑恶的一面却如此真切地进入了我们的视野，让我们感到触目惊心的真实。 历史小说的真实性与虚构性已经如此密切地交错融合在一起，这使人们对小说中史实的考辨失去了意义，“真实地再现了历史的原貌”这样的批评标准不再适合于大批的新历史文本，历史小说在广袤的历史空间施放出被压抑的众多可能性，它必然要求历史小说批评寻找新的尺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