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诗化小说”是在法国象征主义运动中产生的。它的倡导者可以追溯到法国象征派诗人古尔蒙在1893年提出的原则：“小说是一首诗篇，不是诗歌的小说并不存在”。（1）]从此，诗化小说作为融合叙述方式与诗意方式的一种类型在西方小说史上一直绵延不绝。象征派作家保尔·福尔的《亨利第三》，纪德的《地粮》以及《浪子回家》，里尔克的《军旗手的爱与死》都可以依附到这一小说传统上面。这一诗化文体同时预示了20世纪西方小说领域的深刻美学变革。亨利·詹姆斯的心理小说，普鲁斯特《追忆逝水年华》对记忆构成方式的探索，乔伊斯和伍尔夫的意识流写作，都宣告了一种与传统小说艺术形式相区别的艺术形式的诞生。它呈现出了一些独特的形式特征，如分解叙事，经验的零碎化，借助于意象和象征以及小说中注重引入散文、诗歌及其它艺术形式等等。这种转型标志着衡量小说类型的尺度已经无法遵循传统的既定规范，从而为小说的写作开辟了空前广阔的多元格局。 这种转向也引起了中国现代文坛的关注。早在1920年，周作人在介绍库普林的小说《晚间的来客》以及柯罗连科的《玛加尔的梦》时，就指出：“内容上必要有悲欢离合，结构上必要有葛藤、极点与收场，才得谓小说；这种意见正如17世纪的戏曲的三一律，已经是过去的东西了”。（2）]他提出的“抒情诗的小说”的概念正反映了小说与其它艺术形式的融合的倾向。朱光潜也反对以既成的类型标准界定作品的成规：“把文学艺术分起类来，认定每类作品具有某几种原则或特征，以后遇到在名称上属于那一类的作品，就拿那些原则或特征为标准来衡量它，这是一般批评家的惯技，也是一种最死板而易误事的成规”。（3）]他认为“乔伊司和伍而夫夫人（即伍尔夫——引者按）诸人的小说”即是对“诗和小说的陈规”的反叛。衡量他们的小说创作，既有的标准已经失效。 周作人的“抒情诗的小说”概念，尽管侧重强调的是小说中抒情成分对经典小说结构模式的冲击，但仍于无意中预示了中国现代小说一种类型的创生，即“诗化小说”。这种小说的诗化倾向与西方小说20世纪的历史发展大体上保持一种同步的进程。在创作领域，从废名、沈从文、何其芳到冯至和汪曾祺构成了一条贯穿性的线索；在小说观念领域，则有沈从文提出了“象征的抒情”的概念并进而向他后来的“抽象的抒情”衍化；汪曾祺也在40年代探究“纯小说”的范畴。同时，朱光潜、刘西渭和唐湜等人的批评实践也对“诗化小说”的发展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通过对上述作家的创作实践与批评家的批评实践的分析，大致可以看出“诗化小说”的一些主导倾向，即语言的诗化与结构的散文化，小说艺术思维的意念化与抽象化，以及意象性抒情，象征性意境营造等诸种形式特征。 中国现代诗化小说的艺术渊源可以推溯到鲁迅的小说创作。这不单单指他的小说中的象征表现和意象方式，而更指他的一部分第一人称小说如《故乡》、《社戏》、《鸭的喜剧》、《在酒楼上》、《伤逝》等都浸透着浓郁的诗情。当鲁迅运用第三人称纯客观叙事视角或第一人称反讽叙事时，小说的调子往往是冷峻而不动声色的。而上述几篇充满诗意的第一人称小说，则强烈地流露着作者的主观情绪，带有抒情气息。《社戏》后半部分对童年时看戏的描写称得上是一首田园诗，风景与心境融为一体，构成了鲁迅小说中最纯净的文字。类似的段落是《故乡》回忆中那幅神异的图画：“深蓝的天空中挂着一轮金黄的圆月，下面是海边的沙地”……《鸭的喜剧》中的诗情则是凭借盲诗人爱罗先珂对缅甸的夏夜“遍地的音乐”的追怀来传达的，与奇妙的音乐相应和的，是四只小鸭“鸭鸭”的叫声，渲染的是一幅童话般的意境。《伤逝》则是一首抒情忏悔诗，它是以心理解剖的抒情方式传达作者的人生哲学和形而上的思考的。这几篇诗意小说突出体现了鲁迅所禀赋的诗人气质，这使他的人生哲学呈现为尼采式的诗化哲学倾向。 废名堪称是诗化小说作者的典型代表。他早期的小说《桃园》、《竹林的故事》就已经呈现出诗化小说的特征，追求诗意的语言、意境的营造与散淡的叙事，被周作人称为是“所梦想的幻景的写象”，具有“含蓄的古典趣味”。（4）]把这种诗化倾向推到极致，具有更大的影响的小说是废名在1925年开始创作的《桥》。评论者大都关注于《桥》所显现出的诗化特征：“序中虽称这本书是小说，但读者仅看这一卷，并不觉其为小说，因为读者在这里仅见几个不具首尾的小故事，而不见一个整个的，完全的大故事。读者从本书所得的印象，有时象读一首诗，有时像看一幅画，很少的时候觉得是在‘听故事’，所以有人说这本书里诗的成分多于小说的成分，是不错的”。（5）]还有论者认为《桥》表现了作者的许多意境，并把这部小说的“创格”归因于废名“到底还是诗人”。（6）]朱光潜则认为，《桥》的线索的抽绎，对于理解全书并不十分重要，“这书虽沿习惯叫做‘小说’，实在并不是一部故事书”。“它丢开一切浮面的事态与粗浅的逻辑而直没入心灵深处，颇类似普鲁斯特与伍而夫夫人”。他还认为，“《桥》里充满的是诗境，是画境，是禅趣。每境自成一趣，可以离开前后所写境界而独立”。（7）]评论者所道出的这些特征都使《桥》远离了重情节、重事件、重人物性格刻画以及重戏剧性的小说规范而更靠近了诗的领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