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十年代以降，小说发展呈两极形式：一是在反抗现实、反抗世俗的先锋轨道上滑行；一是在贴近媚俗的商业化炒作运动中悄悄解构了纯文学的意义。无疑，这些当下状态的小说创作给文学史上意义的小说打上了一个重重的问号。 近年来，由刘醒龙、何申、谈歌、关仁山、刘玉堂、刘庆邦、赵德发、王祥夫、谢志斌、张继、柳建伟、黄建国……等一大批关注基层生活，尤其是农村基层生活的作品以所谓“现实主义冲击波”的姿态介入了当下社会的本相，深入到各色人等的生存本相之中，去寻觅这个时代和社会的本质特征。有人认为这是现实主义的回归，有人却不以为然。我以为，从整个小说走向来看，这种对“新写实”和“今日先锋”的反动，是有其进步性的；但是，在这个运动的惯性中，我们又不能不看到它所存在着的致命弊端。 我从来不认为二十世纪的中国文学真正有过现实主义，尤其是批判现实主义。“五四”时期，现实主义刚刚生根，就被引入了歧途，更不要说以后在各式各样的政治化的文艺运动中，它每露端倪就被扼杀。因此，现实主义，尤其是批判现实主义在中国似乎永远是短命的，它根本就无家园，又何谈“回归”呢？如果须得真正倡扬一回现实主义精神（绝不再是那种假冒伪劣的“伪现实主义”），那么就得正儿八经地从创作实践到创作理论都来一回大检视，从中勾现出时代、社会、人三者之间的本相。 无疑，这一大批“现实主义冲击波”的作家作品在某种程度上参差不齐地为这个时代、社会和人物画出了动人的映像和肖像，他们那种热诚的人道主义和人性的关怀，为小说再次吁请“人的确定”和“打捞理性”作出了努力。在某种程度上，刘醒龙们所作出的努力是代表着一个时代和整个社会进行对话。然而，我们亦不可不看到，在这一大批“现实主义”作家之中，更多的人尚未进入“有意后注意”的写作层面，也就是说，他们在有意为之的理念上尚缺乏批判现实主义的主体意识。因而，有人认为这些作家之中多数人的作品只是回归到“乔厂长”式的“现实主义”旗帜之下（如谈歌的“大厂”系列等），这也并不足怪。除了现实主义的真实性（这个命题已在中国讨论了近一个世纪）外，为什么这些小说不能在人道主义和人性的人文旗帜下，使之更有人性的深度；使之更具有震撼人心的力量；使之成为这个时代创作和精神的标高呢？！我以为，最最致命的弱点就是这批“现实主义”作家的主体意识中缺少批判现实主义的魂魄：悲剧精神！ 我这里所说的“悲剧精神”并不啻是美学层面的，应该从更大的哲学层面加以现解。从诸多的作家作品来看，作者介入当下时，只把眼光停滞在对社会的本相和人的生存本相上，而未从更广阔的视界中将这种时代、社会和人的本相从形而下的描写中提升到形而上的哲学层面。也就是说，作家在描写中，还未超越“新写实”的写作框架，在中性的价值判断中徘徊，而放弃了作为批判现实主义作家的悲剧精神主体的介入，当然，这种介入并不是“十七年文学”中的那种虚伪的英雄情结的介入，而是老巴尔扎克、老托尔斯泰，甚至是雨果、左拉式的悲剧精神的自然植入。综观这批创作，包括刘醒龙在内，他们在描写现实的力度上已达到了“仿真”地步，亦给人以某种生活的启迪，但就其在发掘深度模式的人方面，在美学的悲剧力量的震撼上，却难以进入大家风范。 可以看出，这批作家除了少数是年轻者外，有许多是经历过“文革”的中年作家，他们并不缺乏生活，亦不缺乏对于时代社会的历史性思考，但为什么独独缺乏悲剧性的思考呢？是这个眼花缭乱的商品化时代耀眼的光晕遮蔽了作家透视的目力？抑或是害怕“三突出”的魔影纠缠？ 当然，这些作品中亦不缺乏具有悲剧意识的力作，但这毕竟是极少的。如《山西文学》这几期组织的“中国乡村小说特辑”中有李秀峰的一篇《一夜村长》，在反讽的梦幻之中凸现出了作家强烈的悲剧意识，它不但是美学的，更多的还是对这个时代和社会的本质性批判。为什么它不能成为我们作家的普遍认同呢？ 在呼唤批判现实主义的同时，可千万不要忘记对它的灵魂家园——悲剧精神——的关注。 谈到现实主义，人们总要强调与时代、与现实生活的关系。但如果仅仅只说到这里，那还等于什么也没有说。现实是多层次的，文学应该把目光投射到哪种层次上？同时，人们可以站在种种不同的立场上关注现实，而作家应该把立足点放在哪里？——这些，是更应该追问的。并非所有以现实生活为描写对像的作品都堪称现实主义的作品，更并非所有以现实生活为描写对像的作品，都堪称优秀之作。在所谓的现实主义“再掀冲击波”时，应该避免这种倾向，即简单地以是否关注了现实为标准来衡量作品。不知从什么时候开始，人们已不再对作家作品进行具体的分析评判了，而习惯于依据某种标签对一批作家作品进行整体性的褒贬，所有被认为能够戴上同一顶帽子的作家，便都是好的或不好的。最近，在谈到所谓现实主义回归时，也显示出这种倾向。仅仅只在某种层面上关注了现实，是一件容易不过的事，而现实主义，却意味着比这多得多的东西。 这一两年涌现出的那些被认为是现实主义回归的小说，例如何申、谈歌、关仁山、刘醒龙等人的作品，不少都是以当代乡镇生活为审美对像的，主人公是乡镇长一类人物。这是这类作品引起喝彩的一种原因。当代乡镇，是充满活力的地方，作为城市与乡村的结合部，它不城不乡而又亦城亦乡。而乡镇干部这类人，则是官与民的混合体，往往不官不民却又亦官亦民。这样，便使得乡镇这种空间和乡镇干部这类人物，都很富有文学意味。同时，此类题材又少有人触及。于是，这两年触及了这类题材的作品，便给人耳目一新之感。 但题材领域的开拓，人物形像的新颖，对于小说来说，并非多么了不得的事情。写了什么，并不特别重要；写得如何，才是最关键的。既然这些作品被称为现实主义的，那么，就不仅要看它们写了些什么，更要看它们在多大程度上具备了现实主义的品格。在谈到现实主义时，我常想到的是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夫子自道。他认为，许多人的现实主义都是肤浅的，而自己的现实主义则是纯粹的、深刻的，是一种更高意义上的现实主义，因为“我描写一切人类灵魂的底蕴”。当然不必把陀思妥耶夫斯基视作现实主义的唯一典范，但我以为尽可能深刻丰富地揭示出人类灵魂的底蕴，却是文学作品，尤其是现实主义作品所应该追求的。仅仅在一般意义上强调现实主义作品是关注现实的，还远远不够，还应该进一步说，现实主义作品关注的是现实中的人，是人的处境、人的灵魂。因此，是否关注了人的灵魂，以及把人的灵魂的底蕴揭示到怎样的程度，便是衡量现实主义作品肤浅还是深刻、拙劣还是优秀的一种标准。以这种标准来衡量这一两年出现的被称作现实主义的作品，应该说，总体上的成就还并不足以让人欢呼雀跃。关注现实时，把目光停留在社会学的层面，浓墨重彩地写各种各样的事件，而人物却淹没在事件之中，仍然是不少作品的通病。这方面，刘醒龙的《分享艰难》和谈歌的《大厂》便具有代表性。《分享艰难》的主人公是一位镇党委书记，《大厂》的主人公是一位厂长。两篇小说都着力表现这书记和厂长当得怎样艰难，而难也就难在缺钱，到处都需要钱，拆了东墙补西墙，仍是照应不过来，至于人们心灵的冲突，灵魂的痛梦，却触及得并不够。这样，小说便仍然只能算是一种肤浅的现实主义。尤其对《分享艰难》这篇小说的题目，我感到有些莫名其妙：究竟谁为谁分享艰难，弄不明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