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7——1937年是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的第二个十年，即通常所谓的30年代文学。中国现代诗展开了它的丰收季节，一批杰出诗人、重要流派和美学思潮相继涌现，成为中国现代诗歌创生以来的一个黄金季节。构成30年代中国现代诗歌主体走向的诗歌美学思潮有两种，即火的呐喊与梦的呢喃。以蒋光慈、殷夫为代表的左联诗歌，以穆木天、蒲风为代表的中国诗歌会大众化诗歌及国防诗歌和臧克家、艾青、田间的左翼诗歌构成了现实主义诗歌主潮，劳苦大众的民族悲欢是他们不变的诗学主题，在民族受难之际，他们用诗歌发出火的呐喊；以戴望舒、施蛰存为代表的《现代》杂志诗歌和卞之琳、何其芳等人的诗歌构筑了中国现代主义诗歌发生以来的一个高峰，田园乡愁、都市的风景与疾病和个体命运、个人情怀乃至潜意识的关注统摄了他们的诗学主题，他们汇融西方现代主义诗学与中国古典诗学，在象牙塔里精心推敲诗艺，诗歌宛如梦的呢喃。 火的呐喊是三十年代中国现代诗歌的主潮。与欧洲粉红色30年代的普遍左倾相对应，左翼文学不仅赓续了五四以来关注现实、关注人生的文学传统，而且进一步向革命思想迁移，阶级观念渐趋明朗，鼓吹武装斗争，进入更为真实的生活内部，在时代与民族的汇合处凸现中国民众的心理状态和精神风貌，呈现了鲜明的激进特征，完成了从文学革命到革命文学的转变，构成了30年代中国现实主义诗潮。左翼现实主义诗潮分为三股主要诗歌力量： 1、红色鼓动诗。它大体上属于阶级之歌，揭露反动派的黑暗统治，鼓动革命，描绘共产主义美好理想，是红色鼓动诗的基本内容。诗人以太阳社和左联诗人为主。1928年，以蒋光慈为首的太阳社成立，1930年普罗诗社成立，推行普罗诗歌运动。同年，左联成立，殷夫、胡也频、柔石等诗人的革命诗歌尤其殷夫的红色鼓动诗达到了革命文学的第一个高峰，直至1931年，左联五烈士遇害，蒋光慈病逝。 2、大众化诗歌。1932年，中国诗歌会在上海成立，主要诗人有蒲风、穆木天、任钧、王亚平、温流等。他们创办了《新诗歌》等一系列诗歌杂志，热情推行诗歌大众化运动，后期发起国防诗歌运动。大众化诗歌作品由单纯鼓动革命转入农村现实生活的描绘，表现农民的悲惨处境与觉醒过程，并且，抗战主题开始呈现。诗人不再高高在上，向农民发出宏伟而空洞的呼唤，而是作为农民的一员，真实地反映农民的精神状态和内心思考。 3、独立左翼诗歌。与中国诗歌会同时崛起的诗人臧克家、艾青和田间没有参加诗歌运动，但都拥有坚定的左翼思想，以独立诗人的身份关注中国社会尤其农村现实，展开深层思考，创作了一大批内蕴丰厚、表达完美的杰作，成为现实主义诗歌的主要力量。 上述三股左翼现实主义诗歌力量拥有共同的诗学意识，即坚持现实主义创作方法，诗歌面对生活，反映现实，“我生活着，故我歌唱”[（1）]；诗学主题也比较接近，维护人民利益，讴歌进步力量，反抗黑暗统治。然而，对于生活理解的程度与思考的深度区分了他们之间诗学主题内蕴的丰厚与贫弱。而诗学策略与美学特征的差异不仅暗示了诗歌美学风格的不同形态，也呈现了由简陋到复杂、由幼稚到成熟的发展过程。 30年代左翼现实主义诗歌在不断发展中逐步成熟、走向完善，从红色鼓动诗到大众化诗歌和独立左翼诗歌，诗学主题从表层生活的描述和革命理论的演讲发展到深层生活的揭示和精神状态的表现，题材在扩展，内蕴在深化，诗歌呈现了富有深度的思考；诗学艺术从概念化、口号化的直白转化为讲究意象提炼、注重表达策略的诗美追求。这里从诗学主题、诗学策略和美学特征来考察左翼现实主义诗歌的发展。 1、红色鼓动诗。红色鼓动诗以饱满的政治热情、坚定的阶级立场、尖锐的斗争精神塑造了无产阶级的集体形象——一个大我。刚正果敢突破了粗犷的界定，剑的怒吼取代了琴的低吟，抒发让位于宣传，小我的个体情感完全消融在大我的公开情感之中，发言的不再是一名个体诗人，而是一个阶级，蒋光慈、殷夫的诗唱出了阶级之歌。殷夫的《别了，哥哥》是一首歌唱阶级立场的典范文本。 在中国，家庭观念是漫长封建时代的历史支架，而无产阶级革命的目标之一就是以阶级观念取代家族观念，殷夫选择了哥哥作为叛逆的对象，无疑是职业革命家的明确阶级意识，所以才有副标题“作算是向一个Class的告别词吧”。在这首诗里，殷夫清醒地对比了自己和哥哥所代表的两个阶级的现状和未来，意识到属于对方的是“安逸，功业和名号”，而属于自己的是“黑的死，和白的骨”。不过，他还是选择了后者。这首诗可以看作是阶级之歌中一首成功的作品。不过，蒋光慈、殷夫、柔石和胡也频等人的作品大多属于直白之作，概念化、口号化的现象普遍存在，还没有提炼出成功的艺术形象，缺乏足够的美学力量。 2、大众化诗歌。如果说殷夫的诗歌是宏观的、观念化的阶级之歌，主要表现城市的革命斗争，诗歌体制延续了五四以来的自由诗体，那么，中国诗歌会的作品则明确地表现农民的生活状态，“在次殖民的中国，一切都浴在急风狂雨里，许许多多的诗歌的材料，正摄取，去表现”[（2）]。诗歌内蕴更为坚实，丰厚；诗歌美学上追求大众化，民歌、小调、劳动号子都成为他们乐于采用的体制。当然，自由诗体仍然是一种重要的诗体。“把诗歌写得离大众十万八千里，是不能适应这伟大的时代的”。[（3）]蒲风特别强调了新形式的创造，“在形式上极能接近大众，但决不似五更调、无锡景等之有一定的形式，则可以说是新的形式业已建立”。[（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