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言 当代文学的历史似乎在不经意之间又画了一个圆：从极端地重视内容到极端地重视形式，现在又回到了极端地重视内容。与近20年前极端地重视内容相比，唯一的差异在于：前者的重视内容有着其浓厚的现实的政治化动机，而后者的重视内容则有着显见的商业化的目的。 这一个圆的完成，是有着让人哭笑不得、奈何不得的谐谑成份的。它似乎有着阿Q所画之圆的那种风骨，但仔细斟酌，也就是一个“似乎”罢了。在更为宏阔的时间之轴上，它让我想起的倒是当代中国先锋派文学曾极力奉为大师级人物的博尔赫斯所挚爱的圆形迷宫。在博尔赫斯那儿的圆：既代表着一种结构的完美，同时又意味着一种宿命的循环和困境。 促使我撰写本文的动机也正是：我们能够走出这种循环吗？或者质言之，倘若我们注定不能够走出这种循环的话，我们能不能把一个圆的终点当做另一个圆的始点，也就是说，在几乎所有的人将文学的内容（不管它如何披上形形式式的商业包装）当做文学的唯一目的的时候，我们能不能再一次探索并研究文学的形式意味呢？ 事实是，即使在先锋文学最为辉煌的时期，我们的文学批评也很少涉猎于形式批评，我们也缺少对于“形式实验”的宏观把握和微观解析。在这个意义上，我的这篇小文也可以算作一种补救，一种努力把一个过去的“圆”画得更圆一些的痴幻的执著罢了。 还是引言 当我们谈到“形式实验”这一题目时，克莱夫·贝尔关于“有意味的形式”的著名论断将会意味深长地浮现出来。而苏珊·朗格对贝尔的进一步阐述也不会为我所忽略。苏珊·朗格在《情感与形式》一书中说，“正象科学常规支配我们的学术思想那样，人们在理解艺术时也常常认为形式与本质‘内容’相对立。不过，根据这种不加鉴别的设想，关于形式和内容的整个概念就要遭到厄运，艺术分析也会以艺术是‘赋予形式的内容’（formed.content）即内容与形式同一这样夹缠不清的论断而告终。关于形式与内容的这一似非而是的问题，是可以找到解答的。因为，第一，艺术作品是一种其相关因素常为本质和本质特征（如它们强度的大小）的结构；第二，本质进入了形式，本质从而与形式合二为一，如同本质所具有而且所仅有的关联一样；第三，说本质是形式在逻辑上赖以被抽象的“内容”毫无意义。形式借本质特有的关系而建立，本质是艺术结构中的形式因素，而不是内容。 苏珊·朗格的话，无疑是我们进入先锋派文学形式探索和实验之门的一把钥匙。即先锋派文学的形而上主题方向，它可以构成内容的层面，而它的情感本质却又与形式相关联。因而，当我们力图对它的形式探索和实验作某种评价时，我们将必须考虑它与情感本质的一种联系，如同苏珊·朗格进一步所述：艺术形式具有一种非常特殊的内容，即它的意义。在逻辑上，它是表述性的或具有意味的形式。确实，我们在下面也将探析到的先锋派文学对神秘感的追求，它将典型地表现出形式本身的意味，并使形式成为“有意味的形式”。不过，现在，为了表述的方便，我们宁愿暂且将“意味”搁置一边，从纯形式或曰技法的意义上开始我们的探讨。 1.意象——形式实验的斑斓之花 “意象”进入先锋派小说之中，首先具有的恐怕是纯形式或曰技法的意义。意象，它是主观情感、情绪与客观事物的一种契合。倘若用庞德在《关于意象主义》一文中所述即为“意象可以有两种。意象可以在大脑中升起，那么意象就是‘主观’的。或许，外界的因素影响大脑；如果如此，它们被吸收进大脑熔化。转化了，又以与它们不同的一个意象出现。其次，意象可以是‘客观’的。攫住某些外部场景或行为的情感，事实上把意象带进了头脑；而那个漩涡（中心）又去掉枝叶，只剩下那些本质的、或主要的、或戏剧性的特点，于是意象仿佛象那外部的原物似的出现了。” 引用了庞德关于意象的划分之后，我们似乎可以进一步指出，尽管意象进入小说并非从先锋派文学始（比如，王蒙的《春之声》、《海的梦》，孔捷生的《海与灯塔》，在尝试意识流小说的实验时，已将意象引入其中。倘若再作探索的话，三十年代的沈从文诸人的小说创作，均不乏这方面的实例，如《边城》），但先锋派小说引入的意象却有着它自身的诸多特点。 A.先锋派小说喜欢引入庞德所称的“主观”意象（这是与王蒙、孔捷生或沈从文喜好客观化意象恰好相异）。苏童在他的成名作，也是先锋派小说的重要作品之一的《飞越我的枫杨树故乡》中写道： 灵场与我远隔千里，又似乎设在我的摇篮旁边。我小小的生命穿过枫杨树故乡山水人畜的包围之中，颜面潮红。喘息不止。溺死么叔的河流袒露在我的目光里，河水在月光下嘤嘤作响，左岸望不到边的罂粟花随风起伏摇荡，涌来无限猩红色的欲望。一派生生死死的悲壮气息，弥漫整个世界，我被什么深刻厚重的东西所打动，晃晃悠悠地从摇篮中站起，对着窗外的月亮放声大哭。 远（远隔千里）与近（摇篮边上）；回忆（童年）与实在（父母家人的惊讶）；死亡（么叔之死）与新生（婴孩之哭声）；恐惧（死者与世界的关系）与欲望（以罂粟为象征的生命的原生力量）……是那么和谐地被统一在一起。而这一组组对比前者之存在，皆是主观性极强的意象。“我”并没有见过么叔，在“我”出生没多久，么叔就在枫杨树故乡死去了。但我却清晰地看到了么叔，并感到么叔周围的一切，包括河流猩红色的波浪、包括大地、包括大地上弥漫的生生死死的气息。是幻觉吗？又不是，它是“我”在清醒之中所浮现于脑际的意象；是回忆吗？又不切实，“我”那时尚在哺乳期，似乎没有记忆可言。但不论它是什么，它意味着什么，它怎样产生，它只能是一种主观化极强的意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