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图书资料分类法分类号：Ⅰ71.9 考察现代四川作家与四川文学，我们会发现一个有趣的现象，许多作家就其个性特征而言都是青春气质十足的，许多的创作也洋溢着一股诗意的激情，但这丝毫也不意味着现代四川文学就失去了写实的风范，逃逸出了生存事实的土壤。实际上，恰恰是抒情与写实的双重追求，构成了四川文学世界的宏富景象，那么，现代四川作家的写实主义追求有些什么特点，而这一追求又有着怎样的文学文化渊源呢？ 一 从总体上看，现代四川文学的写实主义追求有两个显著的特点，一是“本色化”，一是倾向于对故乡特别风物的表现。 “本色化”就是尽可能地潜沉自己的情感冲动，抑制那些斑斓的理想，以一种冷静的姿态呈现生活的“原样”。并不是每一位走向写实主义道路的中国作家都选择“本色化”，大量的外省作家如鲁迅、茅盾、丁玲、萧军、王鲁彦、许钦文、叶绍钧、王统照、许地山等都以各种方式将写实与自我的情感（或理想）结合了起来。有趣的是，恰恰是本来不无诗情澎湃的四川作家在他们转向写实的时候格外注意“本色化”，这既表现在巴金、艾芜、沙汀、林如稷、陈翔鹤等人的转向过程之中，也表现在李劼人、罗淑、周文、刘盛亚等较为一贯的追求之中。“本色化”的写实甚至让不少的四川作家都博得了“冷峻”之名。 “冷峻”的写实，这样的艺术选择显然令我们想起了这些四川作家与西方现实主义文学的密切关系。比如，李劼人1919年留学法国，系统学习和翻译了以福楼拜、龚古尔、莫泊桑、左拉、舍尔比列、浮茫丹等人为代表的自然主义作品，且深有研究，1932年撰有长篇论文《法兰西自然主义以后的小说及其作家》在《少年中国》上发表，此种艺术经验在李劼人一生中刻下了难以抹去的印迹。正是由法归来，他才开始了自己创作生涯中的第二个也是最重要的时期。当我们谈到李劼人对法国自然主义文学特征的概括，如“真实的观察”、“赤裸裸的描写”、“如实描写，并无讳饰”以及反对“凌空蹈虚”的浪漫主义等，难道不可以一眼见出这正是李劼人小说的艺术追求么？沙汀自称“是在所谓十九世纪俄罗斯文学的染缸里泡过来的”，周文经由张天翼的小说受了狄更斯、莫泊桑、契诃夫等人的熏陶，其他诸如罗淑之于左拉、罗曼·罗兰，艾芜之于果戈理、巴尔扎克、福楼拜，巴金之于契诃夫等等，均可以清楚地见出中外文学深厚的渊源传承关系。 不过，全面考察四川作家的创作风貌，我们就会知道，对西方现实主义文学的接受，他们是有选择、有目的的。他们所“期待”的其实是对故乡特别风物的表现，这种从异域文学中寻找启发转而表现四川特别的世情风俗的追求，实际上构成了现代四川文学写实主义的一个重要特征。李劼人借用着法国自然主义文学细腻的写实，但呈现的却全然是一个社会、历史与地域意义上的四川。这是每一个读他小说的读者的共同感受，而且愈是来自四川或熟悉四川的读者，愈能品读出其中的滋味来。巴金读罢赞叹说：“只有他才是成都的历史家，过去的成都都活在他的笔下。”[（1）]郭沫若对李劼人冠以“中国左拉”，但在具体的分析中又强调说这里所写的是“小说的近代史”，“小说的近代《华阳国志》”，是笔调稍嫌旧式的“四川大绸”，又说，过去在成都的生活”都由他的一支笔替我复活了转来。这，必然是有莫大的效果为局外的人所不能领略的。”[（2）]以法国自然主义的生理学眼光是无法透视李劼人小说的，他的意义在于社会、历史与地域。对于乡土气氛的看重同样也见于其他一些四川作家。沙汀虽然曾为乡土是不是构成了自我束缚而困惑，但从总体趋向上看，还是很为自己作品的乡土色彩辩护的，且“以为这是我们创作界近十年来一点显著的成就和倾向”[（3）]。罗淑读着法俄文学作品，创作的设想却是把“小时的生活和四川的一些特别情况”[（4）]描写出来。周文呢，因为绥拉菲莫维奇《铁流》和张天翼《二十一个》的军旅题材而折回到记忆中的川康边地，产生了具有乡土特色的《雪地》。“因为他们的那种行军生活，使我想起了西康的兵，就那么写出来了。”[（5）]巴金不谈小说创作的世情追求与乡土特色，但以当今读者的眼光看来，从近现代之交的成都大家庭到战云密布下混乱与败落兼备的大后方，左拉、托尔斯泰、罗曼·罗兰的艺术技巧似乎也是在这种对乡土的回顾中才真正得心应手起来，尽管这未必是自觉的。 那么，这种竭力展示地方世情风俗的愿望又有着怎样的文化渊源呢？沿着这样的追问，我们重新发现了四川方志文化的独特意义。 二 四川地区治史之风源远流长，其中地方志的撰写尤为突出。历代四川文人都特别重视地方史志的修纂工作，据《中国地方志》一书的统计，我国现存历代方志凡8273种，按方志所属省区划分，居前五位的分别是：四川672种，浙江592种，河北567种，山东541种，江苏540种。四川以多出第二位80种之数，遥遥领先，这也从一个侧面反映出了巴蜀修志之盛。[（6）] 地方志历来被看作“补史之缺，参史之错，详史之略，续史之无”[（7）]。无疑，在一个因为远离中央政权而常正史所疏漏的地区，地方志的修纂尤显必要，而愈是地理偏远，内部风俗殊异，也愈为方志的编撰提供了丰富的内容。这大概就是巴蜀志文化厚重的一大原因。文化的代代相承、层层积淀，在四川形成了一种表现本乡本土特殊风貌（历史地理、风土人情）的“方志意识”，较之鲁迅将绍兴视作中国社会的缩影，沈从文将湘西视作人性的净地，四川作家更突出地意识到四川生态的“地方性”，他们似乎也颇有兴趣来开掘和表现各自地域的独特面貌。大至四川作家的口头禅“我们四川”，小至其各自钟情于所在地的乡土风俗，都似乎一再显示着“方志意识”的深入人心。除了写小说，李劼人还积极搜集了各类四川方志，40年代曾创办《风土什志》，自任社长，创办《四川时报》副刊《华阳国志》，又与郭沫若、马宗融等发起创办《蜀风》半月刊，这几种报刊杂志都强调对地方风土人情的调查和研究，发表了大量的关于四川历史、地理、民俗、方言的文章。抗战时期，李劼人撰写了《中国人之衣食》系列文章43篇，还特别“查考了成都一些史料，写了约15万字的近似地方志的一篇东西，叫《说成都》”[（8）]。直到1958年他还提笔写了《成都内一条街》。郭沫若的小说并无方志特色，但他本人却目光敏锐，一语道出李劼人三部曲是“小说的近代《华阳国志》”。这也表明，“方志意识”对现代四川作家的影响是广泛的。 我认为，方志文化及由此形成的方志意识从总体上影响了现代四川作家的写实特色。 首先，现代四川作家都比较注意从自身所生活过的特定的地域选取故事，这些故事大多带有浓郁的地域特色，很难为其他地域的同类故事所代替。同样是旧中国的实力派人物，沙汀笔下的林幺长子、代理县长们提劲撒野、横蛮无忌，鲁迅笔下的鲁四老爷、赵太爷、七大人举止矜持、一脸庄重，张天翼笔下的族绅长太爷满口道德、凛然严正。这里，是浙江鲁迅的人物和江苏张天翼的人物更为接近，而四川沙汀的人物却较为“特别”；同样是旧中国的劳动妇女，李劼人推出了一系列泼辣大胆、置传统道德于不顾的川妹子如邓幺姑、伍大嫂、黄澜生太太、陈莉华等，而在江浙及北方地区的作家笔下，我们却更多地读到了一些忍气吞声、逆来顺受的媳妇与姑娘，如鲁迅的祥林嫂、叶绍钧的“伊”、台静农的翠姑、萧红的小团圆媳妇；同样是旧中国的知识分子，来自浙江的夏瑜、“疯子”、“狂人”（鲁迅）、肖涧秋（柔石）和来自江苏的倪焕之（叶绍钧）以及来自湖南的莎菲（丁玲）都不同程度地表现着新时代的追求及因这种追求而带来的痛苦，相反，四川作家笔下的青年知识分子却大多脆弱平凡，或有追求也包藏在平凡知足的外表之下，如沙汀的刘述之、孟瑜，李劼人的郝又三、楚用。当然，其他地域的中国作家也有属于各自地域的独立特征，具有各自的地域意识，不过，我仍然感到，像鲁迅、叶绍钧、萧红这样的作家一方面利用着本乡本土的资源，另一方面却力图将这种乡土的资源提升为对中国文化的整体概括，所以他们笔下的故事既带有区域性，又往往大大超乎区域。我们读鲁迅、读叶绍钧、读萧红，似乎并没有津津乐道于其地域性的“特别”，更没有因为不曾生活于浙江、江苏或东北，就丧失了对鲁迅、叶绍钧、萧红小说细微精妙之处的体味。或者说，我们是在鲁迅、叶绍钧、萧红等人的地域故事中读出了整个中国的故事，乡土只是感受的托盘，它托着我们升向更高更广阔的理性认识的空间；而在四川作家的地域故事中，我们对中国社会的认识则转化为对此乡此土的“特别情况”的关注和思索。所以在四川作家那里，愈是他们写实求真的成熟之作，就愈只能发生在四川本土（这是不是一种宿命？），而你愈是一个熟悉四川各地乡风民俗的人，才会愈加深入地体味出其韵致来。郭沫若说李劼人作品中的某些内容“必然是有莫大的效果为局外的人所不能领略”[（9）]。李劼人则这样评价沙汀的作品：“老沙的东西，四川人读起来特别感觉有味，外省人读，恐怕就要差一点啦。”[（10）]王余杞说：“关于故乡，我自信比较别人知道的多一些，不仅知道，而且认识了解，——关于当地的特殊出产和特殊的社会情形。”[（1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