心理世界是一个庞杂、繁复而又变幻不定的世界，有“内宇宙”之称，极言其丰富、不可捉摸与不可穷尽。文学是心灵的窗口，当作家建构他的作品的时候，同时也就在试图观察、探寻内宇宙中的奥秘。由于历史的原因，女性写作极为稀少，在文学史上甚至大段大段地阙如。 在新时期文学中，女作家们由于女性自我意识的苏醒，都有意识或无意识地将女性自身作为写作关注的对象。女性写作成为不可忽视的文学现象。而且从一开始，女性心理便成为女作家们注目的重点。当女作家们在作品里关心女性心理、表现女性形象的时候，也随之透露出作家的若干理性认知与自身的心理流变，这是一个交织着女性迷惘、愤懑、幽怨、痛苦、呼喊与抗争的心理流变过程，并在女性问题的若干重点上都留下了重新体认的心理痕迹。在此，梳理出若干心理的痕迹，将有助于女性看清自己前行的脚步。因为文学作品如同聚光镜，它不仅折射出女作家们的心理轨迹，它还折射出众多女性的心理轨迹。 一、写作有无性别 冰心老人在《〈关于女人〉后记》一文里有一段谈论女人的文字：“她既不是诗人笔下的天仙，也不是失恋人心中的魔鬼，她只是和我们一样的，有感情有理性的动物。不过她感觉得更锐敏，反应得更迅速，表现得也更活跃。因此，她比男人多些颜色，也多些声音。在各种性格上，她也容易走向极端。她比我们更温柔，也更勇敢；更活泼，也更深沉；更细腻，也更尖刻……”像冰心老人这样明朗地、坦然地品评、寻求、体味女性本质的议论，却极少见。女作家们在写作时都避开了文学的性别，评论家们也回避了从女性的角度评论作品。文学界似乎有一种约定：崇尚“大家风范”。“大家”气概自然是宏大气概、男子气概的同义词，一提女性当然便有堕入“小我”境地的嫌疑。“女性”一词至少在与文学联系在一起时是带贬义的，而且理由很堂皇：写作无性别之分。正如有位评论家所指出的，女作家们是以“国民”的身份进行写作的，完全摒弃了性别的色彩。于是便有了王蒙先生所描述的情景：当出国访问的女作家被问及关于女性的话题时，面部“都出现麻木、困惑、讥讽、无可奈何与不感兴趣的表现情。没有一个女作家承认自己关注女权……问题，承认女作家与男作家有什么重要的不同；更不要说承认自己是女权主义者了”〔（1）〕。蒋子丹曾分析过这种避而不谈性别的真实心态：“既为女人，为什么会有把小说男化的企图呢？回想起来，大约是出自对文学女性化的误解。不妨直言，我在很长的一段时间里，一直认为女性化的文学总脱不出小家碧玉的窠臼，总跟自叹自怜缠绵悱恻秋波潋滟嗲声嗲气忸怩作态等等，这些与大器无涉的印象联系在一起。”〔（2）〕蒋子丹的“误解”在女作家们当中恐怕是极具代表性的。 那么，写作究竟有无性别之分呢？也许从纯粹生理的角度来讲，人体大脑的想象与创作活动很难找到性别差异的证据。但人不可能是一个纯粹生理意义上的人，他更多地表现为一个社会的人。作家的创作从一开始便会受到文化传统的支配与影响。美国女性主义批评家伊莱恩·肖瓦尔特指出：“想象力逃脱不了性别特征的潜意识结构和束缚，……不能把想象力同置身于社会、性别和历史的自我割裂开来。”〔（3）〕同为女性主义批评家的桑德拉·吉尔伯特也认为：“最终书写下来的，不论是有意识的还是潜意识的，都是一个人的整体……如果作者是一个受到作为女性的教育而成长起来的妇女——我敢说只有极少数生理异常的女人没有作为女性而被抚养成人——她的性别特征如何能够同她的文学创造能力分离开呢？”〔（4）〕也就是说，女性写作是不可能摆脱社会性别角色的指认和派定的。因而蒋子丹又说：“经过这些年的实际操作，我不得不承认写得像女人的确是女性写手的捷径。比方说，我们已经为自己的小说找到了一种方式，或者说固定了一种技术框架，要将细节的材料填充进去的时候，女性的生活经验和心理经验几乎是不容分说地拥挤到我们笔端，不管我们如何将小说技术化，给视觉戴上男性或中性的眼镜。”〔（5）〕 反过来说，设想创作与想象无性别之分，但写作的最终标准却是极端男性化的——大家风范（这是一个完全的社会文化意义上的标准），这又要求写作从初始到终结都必须以此为准绳，那么中性如何能得以保持呢？这也说明了写作不可能是中性的。 事实上，尽管避而不谈“女性”一词，却并不妨碍女作家们关心女性题材。身为女性这一事实驱使着女作家们一次又一次将笔触游进女性领域，建构女性的天地。张洁、宗璞、谌容等一方面认同于男性写作传统，写作“中性”的“大我”，另一方面不可节制地抒写女性的故事。她们笔下最具魅力的作品仍然是以女性为题材的作品。稍后的知青代女作家们缘自于女性意识的萌动着重以女性为题材，如王安忆、张辛欣、张抗抗、陆星儿、铁凝等。比她们更为年轻的一代女作家们更是有意识地把女性作为表现对象。 我们再进一步分析所谓“大家风范”。“大家”气概是与“小家子气”相对立的。“大家”有大手笔、气魄的宏大、眼界的开阔等等含意。而“小家子气”则是女人气的、狭小、浅薄、小心眼等的同义词。“大家风范”的确对于女性来讲是一个堂皇的诱惑，向“大家”靠拢被女性看作是跳出“小我”境地，获得性别超越的途径。但女性不曾留意的是，当她们以“大家”为自己追求的目标时，同时也包含着对女性自身的否定与摈弃。女作家通过不断地努力达到“大家”境界时，并非是超越了性别接近了一个中性的目标，而是摈弃了女性身份，成为写作意义上的男性。以“大家”为目标，其结果是导致女性对自身的否定与厌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