尽管“世妇会”前后涌起的热潮过后，女性话题与女性言说已不再那样引人注目，但进入90年代以来的女性写作，事实上已完成一轮自律运行周期而进入其成熟的、平稳的发展阶段，女性文学思潮正以其不可忽略的态势，对中国当代文学格局产生影响。“世妇会”前夕北京召开的中国首届女性文学研讨会，曾集中探讨“女性文学的性质及其在中国当代文坛的地位”，会后中国当代文学研究会批准成立女性文学委员会，以致力推动当代文学研究的深化和学科化。1996年10月21日至23日，由中国当代文学研究会女性文学委员会和江苏省当代文学研究会联合主办的“中国当代女性文学第二届学术研讨会”，以“回顾与重建”为主题，展开对中国当代女性文学发展历程和既成格局的探讨，将90年代女性文学思潮特征与流向置于世界妇女文学视野及世纪末大文化背景进行多角度考察，并深入到女性文学研究方法论的切磋研究，来自全国各地的女性文学专家、学者及女作家近60人竟相发言、争辩热烈深入，引发许多发人深思的话题。当代文学研究会副会长张炯、顾骧出席并主持了研讨会。 一、从“女性意识”到“超性别意识” 作为女性主体自我确认的“女性意识”，已是90年代女性写作不言自明的驱动力，然而“女性意识”在不同女作家那里呈现的形态和深浅并非一样，对于浮升于80年代的人的解放潮流的中国女性写作而言，更经历了“女性意识”的初步成熟、丰富和深化历程，早在1994年年轻的女作家陈染就提出了“超性别意识”，那么，究竟什么是“超性别意识”？“超性别意识”与“女性意识”的关系怎样？研讨会就此展开热烈争议，体现出不同认识角度和相异、互补的观点。 以林丹娅为代表的一种观点，认为根本不可能存在“超性别意识”，因为女性的意识产生于对男性社会的“反动思维”。既然女性在传统文化中的角色是“贤妻良母孝妇”，那么“性别／位置／角色／属性”是她由来已久的文化识别符号，假如一个人生下来是个“女性”的，她就被社会意识“意识”了自己这一生所处的“阴”的位置，就像她的角色分配业已注定：主内，做一个媳妇、妻子与母亲。虽然本世纪初中国剧烈的社会变革与思想变革严重冲击了“孝妇贤妻良母”的文化模式，“五四”以来的新女性常常作出“抛夫弃子离家出走直至离婚”的行为，但是，直到80年代人的解放再次涉入妇女解放问题，中国女性仍然没有彻底摆脱传统文化制约，在《方舟》等女性文学作品中，女性意识其实正是“意识”到女性属定命运的反抗，《方舟》揭示出现代社会中的女性，既不可能是“孝妇贤妻良母”，同时也无法成为成功的职业女性。90年代女性写作表现的现代知识女性对两性关系、对性别文化愈演愈烈的探秘之势，是一种与属于公众的、社会的、传统的强大话语相对抗的、自觉女性意识下的女性新文化书写。女性的文化性别存在决定了不可能有“超性别意识”。 荒林认为女作家提出“超性别意识”，是一种女性写作的话语策略，在一个大众传播和机械复制的时代，“女性意识”面临种种挑战，女性主体的确立必须在更为复杂的文化语境中进行。“超性别意识”既超离男性逻辑秩序所属定的女性意识，也超越商业操作下女性话语被“奇观”的境遇，从某种意义说，“超性别意识”即放弃对抗性思维方式，把女性问题和种族、历史文化等不同视野相结合，它其实是进入自为阶段的女性写作的必须。荒林还认为，写作的女性和不写作的女性有着根本的不同，因为前者事实上已超越所属性别的命定，在这样的角度，为妇女的写作和不为妇女的写作都可存在，而“超性别意识”也就可以理解为女性写作更全面的文化参予的自觉。 周晓杨提交的论文倾向于把“超性别意识”看作是后“女性意识”的表现。她分析了新时期女性小说的演进规律，认为“女性小说由起初的从一般社会妇女问题起步到以女性性别的内部视角出发去观照人生，创造出一代新的文本，这其中女性意识最为关键”。而所谓“女性意识”，主要指的是在女性作家的小说中浮现的对“女性”这一性别特质的从发现到认同到审视定位的认知过程，并给予特殊的表现形态。周晓杨指出，由于80年代后期社会文化的世俗化和平民化倾向，制约了女性小说对女性主义的进一步追寻和突破。女性意识开始消解向大众意识转化，但残留的精英意识仍在。她表现为三个方向：一、走向世俗，从日常生活中发现诗意，以表现女性的世俗幻想，带传统回归味；二、介入现代商品意识泛化的社会，创造女强人式的女性神话，以保持与男性的对峙；三、逃遁现实，以自我言说的“独语”进行自我的沉思，以开拓女性的精神存在。 陈惠芬则认为女性意识进入了危机阶段。她剖析90年代女性写作的商业背景，指出商品经济下新的女性规范已出现，我们应警惕的不是女性意识而是妇女解放的新神话。如果说90年代女性写作与以往有什么不同的话，那便是在自我形象书写的同时，以极大的热情关注和探寻现实的物质关系。从女性特异的性别遭遇出发，连带起对现实世界的深邃洞察，从而将女性的性别体验转换为种族生存的观照，这表明立足自我性别又超越性别的自觉选择。在此女性意识被处于策略和尴尬的两难，正如女性写作被观看又不得不表演的商业处境。“超性别意识”想超离女性写作的这种混乱以达成“超性别写作”的自由，是否是一种女性主体想象的迷思？ 二、“私人写作”还是“个人化写作”？ 不少与会者注意到“女性意识”与“超性别意识”的辨析，乃源于90年代女性写作的复杂表征，林白的《一个人的战争》、陈染的《私人生活》曾引发不少争议，被评论界称为“私小说”，认为女性写作要坚守“女性意识”，似不得不走“私人写作”之途。与会女作家马瑞芳、王晓玉、胡辛、范小青、张烨、徐小斌和林白等，分别发言，阐述自己的创作体会与写作主张，与女性文学研究者们展开对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