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K901.6/C912.8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4769(2018)06-0178-08 一、解域化时代的创意城市与街道空间重造 互联网技术的代际更新为我们带来前所未有的革命，互联网具有了与实体空间相似的资源配置和社会组织能力，如新型“物联网”的出现。此外，移动互联网更使普通个体具有出入虚拟空间的无数端口，后人类或赛博格生存正在成为人类的新兴生存形式。社交软件、数字技术、人工智能技术、材料技术的不断重组和更新，符号与信息生产、传播的加速度革命，交通工具的日新月异，人类身体与机器的微妙结合等技术革命深刻地改变着人类关于自然、社会乃至自身的理解。传统的人文主义观念和理想，与这些观念相伴而生的现代性整体化、同一化的制度设置、生产方式、情感结构都受到挑战。在解域化时代，社会生产日渐脱离组织化资本主义道路，与文化符号、创意生产相结合，文化生产成为当代经济的重要内容。生产从工厂蔓延到城市街头，生产呈现出游牧性和流动性特征。新型生产逻辑延展，致使文化所涵纳的情感、心理结构、表征、符号进入日常生活的基础性层面，接受者、消费者参与到文化产品的即兴式意义生产中，生产不再将意识形态、文化生产与经济或基础性生产绝然分开；传统与现代不再对峙断裂，古典资源被唤醒和吸纳入当代设计，因而当下时空的展开既是传统和记忆的重新绽放，也是未来时刻的现今寄托；文化传统及叙事符号不再受国界、地域的阈限，形成各式各样的“超空间”、奇观空间，使真实与想象、原件与仿真在空间增值中相互映射、“内爆”。人们为这类不断突破阈限、挑战成规，生产新的文化体验、符号和品牌的文化生产命名为创意文化生产，简称创意生产。 传统社会理论曾将文化所涵括的生活仪式、习俗风情、情感态度，规定为“私领域”内容，如今被文化生产的设计者提炼为独特的符号价值赋予商品，借此询唤商品的消费者和新意义的推广者。拉什曾就新媒体生产、后工业化时代的文化经济提出“符号经济”与“空间经济”概念，他认为在后组织化的资本主义生产中，柔性生产成为主导性生产方式，文化符号与空间的生产伴随着设计介入，生产既是实际的也是审美自反性的，既植根于抽象知识也与直接体验相关[1]，方兴未艾的创意经济、符号经济为地方、城市带来巨大活力，这促使人们正视新兴经济的空间关联。譬如，各种时尚和品味的生产者、中介机构聚集在城市的不同角落，它们不断确立时尚标准、品牌战略，赋予城市以新的风格和内涵。聚集各类创意人群的城市，正在推进城市经济转型和城市意象重构。“创意城市”的观念在中国的城市建设中日益扩大其影响力，政府、城市管理机构愈益领会到创意化、知识化、跨领域的新兴经济将引领和推动都市再造、产业重构、资源调配以及战略决策。因而，关注创意经济、创意生产必然要关注创意空间的生产。[2]“就城市经济、结构的转型而言，一个文化资本、象征资本积累丰厚的城市，无论是活态化非物质遗产保护，多样化文化生产，抑或引领后人类时代潮流，都必须打开封闭视野，给予城市新鲜的活力和创新冲动，为城市竞争赢得机会与舞台。[3]当城市作为文化创意基地，空间的构建被纳入城市再造的整体框架。再造新的城市景观、街道空间既包括物理空间、地标空间的营造，还包括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文化景观重构和对多样态生活风格的包容、涵养。城市作为创意生产之所，也是培育创意性消费群体的场所，因而城市空间及其街道意象的再造既是创意产业的重要内容，也与城市的传统、遗产、居住者的习性息息相关。[4]在此视域中，文化、经济、技术和日常生活彼此塑造、交织与渗透，呈现出新经济生产融物质与精神生产为一体，将符号媒介物质化，又使物理空间中的物媒介化、符号化的新型空间辩证法。城市景观与街道意象正是这一空间辩证法的具体承载和实现。 二、“可读性城市”的街道空间重构 1.从“破坏性空间生产”到“创意性空间生产” 从20世纪80年代至今，中国的城市景观发生了天翻地覆的改变，城市经历了新的现代性改造和空间重组。哈维在讨论奥斯曼对巴黎的空间设计与改造时，称奥斯曼拆除大量中世纪、文艺复兴时期的建筑，采取斩断传统的激进方式为“破坏性创造”。这种叛逃历史、拆除记忆的断裂性现代改造方案，一方面使巴黎成为一座现代之都，另一面更使其成为怀着巨大创痛的资本狂欢之所。哈维以“破坏性改造”为其命名，进而深入巴黎的现代性空间的扩张与收缩辩证法，发现城市空间的生产暗流，城市地理、历史与资本的纠缠逻辑。面对中国的城市空间生产，我们同样发现了“破坏性创造”的车辙印。中国城市的摧毁性改造，从近代(1848-1949)、现代(1949-1978)到当代(1978至今)几度变迁，使得许多中国城市延续千年的文化地貌毁于一旦，“所以‘拆’不单是一个动词，它同时也是一个时代空间生产的象征。拆出一片新天地，也拆除了历史遗存和记忆”。[5]当中国城市很急迫地呼唤城市品格、城市风貌与城市精神时，才黯然发现急就章的拆建已将最珍贵的城市遗产弃如弊履。 我们期待城市的空间塑造尽快从破坏性改造过渡到创意性、审美性生产，这才是城市空间生产的要义。林奇曾强调城市意象的可读性：“我们不能将城市仅仅看作是自身存在的事物，而应该将其理解为由它的市民感受的城市”，“我们正在飞速地建造一种新的功能组织——大都市区，但我们同时还要明白，这种新的组织也需要与其相应的意象”[6]，独特、可读的城市景观唤醒我们的感知并赋予城市以意象。只有当城市拥有自身的意象时，才拥有了自己的精神与品格。存留在各种媒介、符号中的城市记忆、习性借城市景观得以物化，获得可读性意象；反之，物理的城市空间经由人的凝视、叙述、吟唱、传播而媒介化，成为独具品格的文化符号、表征乃至文化品牌。 2.城市街道空间与场所精神 城市作为人造空间的历史聚集物，它与自然一样庇护、环抱居住者，它蕴含丰饶的存在论意涵，像天空、大地、树、石头、鸟、虫、江河一样与人发生关联，它邀请人、留驻人、更呼唤人的感觉与灵魂苏醒，去回应它的鸣响和充满历史记忆的絮语。诺伯舒兹认为场所非一系列抽象的区位、地点，而是具有自身的特性、气质。若是将城市视为人栖居的空间场所，城市则因其空间肌理、安顿人的城市精神、源远流长的故事伏脉而呈现出与人的关联和照应。在作为场所的意义上，城市街道同样体现着普遍性和地方性的辩证，体现着功能与意象的对抗，也体现着内与外不断反转的空间循环。诺伯舒兹回应海德格尔对特拉克尔的《冬夜》的精辟分析，并引申而至“场所精神”：“天、地被结合在一起成为一个世界。经由人的劳力，世界被带进内部成为面包和酒，因此内部的阐释变得很有意义。如果没有天地间神圣的果实，内部将仍旧是空虚的。房子和桌子的吸收和集结，使得世界更亲密。居住在房子里，意味着在世上定居。不过这种定居并不简单轻松，必须在黑暗的路上摸索。门槛把内部与外部隔开，说明‘差异性’和清楚的意义间的缝隙，使得苦痛具体地表达出来，变成‘碑石’”。[7]诗歌呈现意象，唤起我们对场所的具体感知和想象。而作为场所的城市远非抽象的数学统计、社会调查和城市规划可以道尽，作为后现代人类主要栖居之所，城市依然有其人文的表情、气息与灵魂，也有自己的故事、空间肌理和诗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