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如何认识一个民族一个国家的文学与世界文学的关系，是面对21世纪的未来学极为关注的文学命题，又是一个古老的话题。早从文艺复兴时已出现了文学的环球主义意识，学术眼光不再囿于一个国度一个地域，开始了对世界文学圈子的逡巡。歌德提出了“世界文学”的概念，但对于一国与世界文学的关系，我更欣赏海恩利希·哈特和朱利斯·哈特1878年在他们主办的《德文月刊》上的申明：“尽管我们的刊物主要讨论德国文学，但我们不会忘记，每一种文学都是世界文学之树上的一枝。”我们既反对欧洲或西方文化中心主义，又不同意东方文化自我中心主义。本文在回眸中国当代文学与世界文学乃至文化的关系时，不打算是媒介学式地研究文学影响的具体途径，如翻译、评论介绍、人员交流等，也不是渊源学式地，研究文学作品的主题、人物、风格、情节等的来源；更不是文类学或文学史式地，研究外国的文体、文学流派或文学运动是如何在我国流传的。阐述我们当代文学与他国文学关系，不是比较孰优孰劣孰高孰低，简单地说，本文希望探求的是，我们当代文学进程中主要接受了哪些外来影响，这些影响是积极的还是消极的，在促进有中国特色的当代文学发展与昌盛方面，与世界文学应建立怎样的关系，它是否有什么规律可寻？ 中国接受外来文学和文化影响走过一个“之”字形的道路。汉唐盛世曾主动输入印度佛教文化及其别国的文学，丰富了祖国的文学文化宝库。但随着封建帝国的衰败、没落，而长期实行了闭关锁国的政策。中国近代也不是主动门户开放的，而是被列强的枪炮轰开了大门。“洋务运动”的破产与“戊戌变法”的失败，中国知识分子视线由注重上层和皇帝的政治变革，转向下层与改革国民之灵魂，注意吸取世界的进步思想文化，尤其将文学作为变革精神的先锋。历史一再证明，现代与当代进程出现的文学思潮、流派以至提出的文学主张和口号，往往与外来影响有着这样那样的联系。且不提世界进步思潮对“五四”新文学运动的深刻影响，也不说陈独秀接受欧洲尤其俄苏思想影响而倡导“文学革命”，即使在此之前，梁启超举起“小说界革命”的旗号也不能说是没有外来的影响。早在1898年他就说过：“在昔欧洲各国变革之始，其魁儒硕学，仁人志士，往往以其身之经历，及胸中所怀政治之议论，一寄之于小说。”[①a]因此他得出结论，“欲新一国之民，不可不先新一国之小说”。倘若读一读他的小说《新中国未来记》，你就会理解梁启超是怎样借鉴外国又是怎样实践他的小说革命的宣言的。那么，小说革命、文学革命旗号下的创作又是怎样呢？小说一千多年历史不同于传统的诗与散文，既没有像建安七子、竹林七贤那样的群体，又无桐城派、竟陵派、公安派那样地域性的流派现象。但到了“五四”时期在世界进步文学思潮冲击下，中国小说终于结束了“名不列于四部，言不齿于缙绅”的卑贱命运和无流派的历史。面对潮水般输入的从西方文艺复兴到近现代、从欧美到俄日的时空纵横的文学影响，文学研究会、创造社、未名社、沉钟社等带有流派特色的文学社团也就纷然崛起了。其中“为人生”派，接受俄罗斯、东欧北欧诸国关注社会问题的文学精神，创造社则主要受英法德等西欧浪漫主义以及唯美感伤的情致影响。还要列举更多的例证吗，不用了，历史已经示明，当我们回首20世纪中国的文学进程，绝对不能轻忽了世界文学和文化的引进及其影响。真如茅盾所言：“我们现在所讲的什么新文艺，根芽完全来自异域的。”如果疏离了这一视野，单一研究当代文学的历史现象，必将陷入孤立、狭隘的境地。 2 当代中国文学的起点，人们习惯于说是开国礼炮揭开了它的第一页。但它的开端实际要早，即1949年7月2日开幕的第一次中华全国文学艺术工作者代表大会。因为，正是这个来自国统区和解放区两路大军在北京会师，为迎接“中国人民新的纪元”而召开的首届全国文代会，“有了文艺界的广泛的团结，又有了文艺工作的正确的方向”[①b]。这“一个新的光辉的阶段”，它既是由“五四”新文化运动开启的现代文学历史的终结，又是中国当代文学又光辉又坎坷的历史道路的发端。 当代中国文学尤其十七年究竟接受了哪些外来影响？论著通常认为来自苏联或者说是俄苏文学，对于世界特别是西方文学文化则采取封闭方针。从当时政治历史背景说，因为“一边倒”的国策，使苏联文学影响占据了主导的地位。然而，如果因此而得出封闭别国的结论，也是不大符合历史事实的。我在翻阅新中国对外文化、文学交流纪事以及十七年出版的影响较大的报刊和重要理论著作时，发现它所涉及的国别与作家名单范围颇广，仅仅西方近现代作家就30多位，但丁、塞万提斯、易卜生、歌德、海涅、拜伦、狄更斯、司汤达、巴尔扎克、雨果、罗曼·罗兰、惠特曼、德莱塞、马克·吐温、杰克·伦敦、茨威格、阿尔贝蒂，等等，倘若加上俄罗斯的、苏联的、当时社会主义阵营以及亚非拉诸国的作家，其名单是那么长长的，世界知名作家几乎应有尽有。可见，十七年的当代文学与世界文学关系，说它是封闭的，排斥或拒绝世界文学，显然是不公正的。毛泽东的洋为中用方针，促使中国与世界文学交流的大门并没有完全关闭。上面提到的那些作家及其作品，尽管当时的介绍、评论和研究文章有的不算客观、全面和公允，但确实将他们作为名家名作介绍给中国读者了。 值得思索的一个现象是，对我们当代文学影响重大的为什么不是西方而是俄苏文学呢？那些世界级的名家名作，其中不少曾在“五四”新文学运动中发生广泛而深刻的影响，而在当代文学进程中他们的声音为什么变得轻淡了？政治原因当然是重要的，但一切归结于此，又显得简单。事实上原因是多方面的、复杂的，我们不妨从接受美学原理探讨一下它的原因。德国学者H·R·姚斯在《文学史作为向文学理论的挑战》中提出的接受美学，既有缺陷又有价值。他谈的虽然是文学作品与读者个体接受的关系，但它将读者由被动接受提升为主动接受的地位，提出的读者期待心理视野与作品的“视野相融合”原则，对于探讨外来文学对于一个民族一个国家的文学影响，同样是有启示的。也就是说，对别国文学的接受，不是纯粹被动的而往往是需要性的接受；对外来文学的解读与阐释，与需要性有着密切关系。譬如说挪威的易卜生，《新青年》早在1918年便出版过“易卜生专号”，新文学运动中的“为人生”派及其他一些写实主义作家，将他的创作与“社会问题文学”自动联系起来。鲁迅说他的小说不过是“提出一些问题而已”，冰心、庐隐、王统照、许地山等都写“问题小说”。正如茅盾所言：“文学中讨论到社会上种种问题，实是易卜生开始”[②b]。当时文坛上的“易卜生主义”，真是大为风行。应该说，十七年文坛对易卜生并无排斥的意思，而且做过认真介绍。可是，当时自感生活于灿烂阳光下的作家，并不像“五四”时期那样热衷于易卜生的“社会问题文学”。易卜生自身文学价值并没有改变，但他在中国现当代历史上的影响却发生了一长一消的变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