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问题的提出 2016年3月5日，国务院总理李克强在《2016年政府工作报告》中提出了“培育精益求精的工匠精神，增品种、提品质、创品牌”的要求，引发社会热议，“工匠精神”由此成为人文社会科学关注的一个研究热点。《礼记·学记》中有“玉不琢，不成器”句，应该是先哲对这一精神的形象表述，其中蕴含着精工制作、打造精品的理念和追求，而总理的报告突出了“用前沿新技术创造新成果”，从而将动态的技术理性批判思维引入“工匠精神”，丰富了这一精神的内涵。合而观之，我们今天所说的“工匠精神”，其实是在“文化自信”背景下提出来的一项工作指导原则，也是一种职业素养，该原则或素养被视为一个新问题而得以在人文与社会科学层面进行讨论。新问题落实在劳动或实践层面，则必然将动态的“技术理性”作为核心内容与指导原则予以研究，因为哈贝马斯提出来的“技术理性”，其实是一种“目的理性活动”。也就是说，在社会不断“合理化”的过程中，人的行动指导原则来自理性的规约(科学、技术、效益、效率等)而非情感或传统，而人在技术化中又会“涉及工具的组织”，①即“工具”的合理使用问题上。这样一来，工匠精神的首要问题就落实在技术与工具上。 事实上，从马克斯·韦伯的“合理性”(rationality)派生出来的“工具理性”，经由法兰克福学派的阐释，已经与技术理性具有同等意义，它强调实践者通过实际行动确认工具(方法、手段)的有效性。哈贝马斯明确地说：“我把‘劳动’或曰目的理性的活动理解为工具的活动。”②显然，这对于“工匠精神”的反思与回应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因而哲学意义上的技术理性的表述范式之转换，对我们从设计学的角度思考“工匠精神”具有重要的启示：从传统造物对自然对象的忠实刻画，到现代设计对客观对象的合理定位，都存在着一个需要共同关注的客体对象——工匠或设计师自身与社会之间存在的“样态”问题，即他们采用何种态度、何种方式恰当地解决物、人、环境和谐存在的问题。如果说传统造物侧重于关注“自然对象”，依靠的是“知性”，也就是康德所说的“经验的可能性的原则”，③那么现代设计师对“客观对象”的体认，依靠的则是“理性”，即康德所说的将“各知性规则在原则之下而有统一性的能力”，“理性从不首先关涉经验或者关涉某个对象，而是关涉知性”。④在康德那里，知性源于人对自然物象及其知识的理解，这与技术文明初期的社会条件相吻合；知性又是理性的基石，因而理性重在应用知识把握实践，并从逻辑和方法上提供更加有效的解决问题的方案。工业革命以来的技术文明和其他社会条件为此提供了保障。从认识论出发的知性与理性，并不存在理性高于知性的问题，相反，康德规定的“知性范畴表”内的4组12个概念，⑤也同时界定了人的理性只能认识由这12个概念构成的知识。概言之，自然的维度无限而人的认识维度有限。 正因为如此，理性与技术就有了相互依存的可能，而且在某种程度上，科学、技术、政治等带来的规约也限制着理性的范畴。赫伯特·马尔库塞从社会学的角度进一步看到了“技术理性”的制约与被制约状态，认为技术理性已成为社会统治的工具，这种带有较明显的强制性的形式“揭示了盛行的技术合理性的政治方面”，即工业化生产过程本身存在的政治方面的“意识形态”。而且在现代机械化大生产中，从生产、传播、销售到服务等一系列过程，都被现实化为“单向度的思想和行为”，⑥人(理性)被同一种制度或观念所规范和约束。 同样的情形也出现在以手工技术为基础的工匠文化中。中文语境中的“技术”指的是用以维持人的生活与生产的方法、手段，在农耕社会，具体指向“手艺”。《庄子·天地》云：“能有所艺者，技也。”只有掌握一定技术或技艺的人才能进行创作，这类人就是我们常说的“手艺人”或“工匠”。但他们在中国人的观念里是不能入大雅之堂的一类人，因为中国艺术历来都主张抛开匠气，匠气与俗气、市井气有很大关系。清人邹一桂《小山画谱》曰：“画忌六气，一曰俗气，如村女涂脂；二曰匠气，工而无韵……”李日华《竹嫩墨君类语》道出了匠气、俗气的根源：“灵均作《离骚》，杂取香草，以示扶芳芟秽之意，绘家挥洒兰竹，亦是寓意；然非其人洁廉高韵，具嘘风漱云之肠，即按谱为之，凡气终不断。”手工艺亦有赏玩成分，虽无书画逸气之要求，然“工匠精神”之精与神，以今天的话语标准，当指涉工匠之技艺、精气神或职业素养，倘若只是画工或做工到位而不具备精气神，显然只能以匠气、俗气示人了。可惜的是，“标准化直接带来了廉价首饰、家居饰品和纺织品的标准化生产”，⑦直接破坏了本应充满温情而做工精致的手工艺制作。确切地说，标准化的工业生产取代了手工艺与生活相交融的美，人之情感与闲适，在很大程度上均被标准化所规范和约束了。换句话说，机器的标准化生产带来的并不完全是文明，它让人的生活和幸福感变得狭隘和单一。权力与物质欲望几乎主导一切，所谓的精神或者工匠精神，似乎已成为口号与点缀，这无疑让今天“工匠”存在的社会“样态”变得扑朔迷离。 好在“机器生产所排出的有毒气体和垃圾可以通过人类的智力和社会合作转化为有利于生命的产品”，⑧同样，就现代技术社会中的工匠精神而言，它存在于此的“样态”恰恰是由那些务实、严谨、细致而又富有理想的设计师建构出来的，他们的目标是用技术、知识、互惠和美来为精细化社会服务。这种服务至少展现了以下几方面的思考：首先，“工匠精神”源于自由的手工艺人、设计师和技术人员，他们以什么样的方式反映“工匠精神”？其次，技术化社会的科学理性与管理能否反映真正意义上的“工匠精神”？再次，随着社会分工日趋复杂化，技术让工匠或设计师越来越成为“劳动”的一部分，他们还能在多大程度上反映现实生活的“工匠精神”？而技术理性作为一种方法与批评理论，如果能够反映或部分反映不同的“工匠精神”样态，它又是如何成为现代设计批评的有机组成部分的？概言之，从手工到数字化创作的演进，反映的其实是一种技术文化与精神实践，工匠及其精神因此得以转化而被设计研究所关注，其存在样态也因此具有了现代设计的表征，而这些表征与技术服务、职业道德和企业制度密不可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