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K06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733X(2018)06-0132-11 DOI:10.16614/j.gznuj.skb.2018.06.016 20世纪20年代，法国历史学家兼社会学家哈布瓦赫在其著作《论集体记忆》中首次提出了“集体记忆”(collective memory)，认为“尽管集体记忆是在一个由人们构成的聚合体中存续着，并且从其基础中汲取力量，但也只是作为群体成员中的个体才进行记忆”，“每一个集体记忆，都需要得到在时空被界定的群体的支持。”[1]39-40哈布瓦赫在重点探讨“集体记忆”的同时，明确提出“记忆”以及“集体记忆”赖以产生的“时空”载体，并指出记忆是“立足于现在的对过去的重构”，但为了避免沦为空幻，我们所记忆的事件必须曾经发生于某地。哈布瓦赫虽然在其著述中对时空“载体”并未界定为“场所化”的专属概念，但难掩“哈布瓦赫有关记忆与场所之间关系的独创性思想”[2]33-46。到20世纪80时代，被哈布瓦赫“忽略”的这座“宝藏”却被法国另一位历史学家、社会记忆研究专家皮埃尔·诺拉(以下简称诺拉)重视并深度“挖掘”，诺拉在其主编的《记忆的场所》系列丛书中，提出了“记忆场所”(Place of memory)概念，并围绕“记忆”与“场所”进行了深入研究。诺拉将记忆场所研究进一步向纵深拓展，标志着记忆场所理论得以系统建构并进入到体系化、应用化阶段。到21世纪初期，一批学者从社会学、历史学、人类学甚至社会心理学的视角，发挥多学科融合交汇研究优势，基于全球化、现代化和区域一体化的客观现实背景，尤其在城镇化不断推进的过程中，从理论和实践的维度，对何为记忆场所，记忆与场所之间存在何种内在连接机理，记忆场所研究的现实意义等，进行了较为深入的辨析和探讨，取得了较为丰硕的理论和实践成果，为保护、挖掘、活化与创新记忆场所奠定了坚实的理论基础。 一、记忆场所的国际研究：肇始与发展 记忆场所研究的肇始与20世纪法国社会科学研究尤其是历史学研究的“转向”紧密相连。20世纪20、30年代，法国史学研究发生了一次有意义的转向，“传统史学”开始向“新史学”转型，众多学者高举“新史学”这面大旗，批判传统史学一成不变的节奏即“历时性”，从而系统建构起地理时间、社会时间和个人时间的“共时性”全面整体的历史观，强调历史是包罗人类活动各个领域的“整体”，代表人物有法国历史学家吕西安·费弗尔、马克·布洛赫，后来的研究者将这类学者统称为“年鉴学派”。 其实，“传统史学”并非一无是处，其倡导的“历时性”有其合理的一面，主张通过严格考订原始文献资料的方法书写民族国家框架内的政治史、传记史无可厚非。但是，“传统史学”将“上帝”精妙构造作为其考究过往和秉笔直书的理论基础，不仅让人怀疑“传统史学”超然物外的客观态度又从何来？难怪“年鉴学派”在当时的法国能大行其道，“传统史学”致命的理论缺陷难掩后人嘲笑其著述是任由“上帝打扮的小姑娘”。况且，过度囿于为统治阶层服务的价值取向，使传统史学研究走向僵化不归路，最终被“新史学”埋葬。 “年鉴学派”在批判基础上建构的史学新分析框架，为法国史学乃至世界史学发展提供了另一可供思考和选择的方向。吕西安·费弗尔、马克·布洛赫曾指出，“历史学家们通过文献资料来研究历史，方法已经陈旧不堪。同时，从事社会学、现代经济研究的人日益增多，但是两个领域的学者互不理解，不相交流，且历史学家和其他领域的学者之间存在着老死不相往来的状况。虽然人们都在专心致志于自己的事业，耕耘于自己的庭院之中，如果关心一下自己的邻里，岂不美哉!但终为高墙所阻。我们为之疾呼，目的在于防止这种分割的危险。”[3]1在20世纪，“年鉴学派”风靡法国，并影响了世界，其在地理时间、社会时间和个人时间三个维度的研究拓展，使法国“年鉴学派”在开拓史学研究深度和广度上，对“传统史学”是一次伟大的超越。 记忆场所研究的肇始者哈布瓦赫，其时正处于法国史学研究转向的大潮之中，受涂尔干及法国“年鉴学派”第一代学者的影响，哈布瓦赫在“集体记忆”研究的理论和经验导向上，与历史学家布洛赫和精神病学家布隆代尔有深入的探讨和交流[4]。在当时的客观环境和背景下，哈布瓦赫是传统史学家的继承者，还是新史学的开拓者？我们认为，从“集体记忆”提出的社会历史条件考察，以及基于“集体记忆”建构的地域抑或民族甚至是国家认同的视角分析，哈布瓦赫在“传统史学”的框架下有了一次理性的飞跃。哈布瓦赫的研究并不仅仅停留在国家政治史、人物传记的书写层面，而是从记忆的社会分析框架入手，深入剖析“梦与记忆意象”“语言与记忆”“过去的重建”“记忆的定位”“家庭的集体记忆”“宗教的集体记忆”以及“社会阶级及其传统”。这与“新史学”所倡导的地理时间、社会时间和个人时间的“共时性”有千丝万缕的联系。况且，哈布瓦赫将研究视角开拓到社会、个人甚至是场所化的地理时间层面，而且运用了社会学、心理学等相关学科理论，摈弃了“传统史学”研究的单纯文献资料化以及政治化、民族化和国家化倾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