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关于形式文化论 形式文化论，是一种文学与文化批评方式，是改革开放40年来学界广泛用于理解中国文艺和文化的多元方法之一。符号学原是这个潮流中的一个学科，在后结构主义阶段成为形式文化论的集大成者。符号是用来承载意义的，不用符号无法表达、传送、理解意义，符号学即意义学。作为一种形式文化理论，符号学专注于文本形式与文化的意义联系，以此为讨论的核心线索。 形式文化论，即是从文本的形式上手，讨论文学艺术的文化意义，讨论产生作品的社会机制或历史进程①。不少人惯常对“形式”一词作贬义理解，对形式文化论也误解争议较多。争议点主要有两个：一是说关注形式等于忽视内容，但形式文化论讨论形式，目的是穿透形式看到背后的文化动力和历史进程；二是说符号学是西方批评方法，但他们忘了中国是世界上最古老的符号学大国，《周易》是人类历史上第一个解释世间万事的符号体系，阴阳五行说是贯穿整个文化的哲理，先秦诸子、佛学等都给我们留下了巨量的符号思想遗产。中国学界很早就把这些遗产作为研究重点，多年来研究成果已成体系。 广义的形式研究，可以包括风格学、文体学、修辞学、叙述学等，中国古典文论一再讨论的比兴、意境、气韵、兴象、体性、风骨，都是文学艺术的形式规律。今日的西方符号学者不遗余力追溯欧洲古典与中世纪思想遗产②，当今中国学界也不会放弃自己的传统这个富矿宝库。建立中国学派的任务，必须靠三个方面的努力来实现：一是理解并讲解我们的祖先说了什么，二是了解并明白当代世界学界做了什么，三是找到并坚持我们自己在当代学术中的独特声音。前二者不能取消替代第三条，毕竟我们是当代中国学者。 那么能否不从形式来讨论作品？能否从作品情节内容来“直接”讨论社会文化？当然可以，实际上不涉及形式分析的批评，在批评中占了绝大多数。从形式着手，并非唯一路径，也并非高人一等，而只是一种可用的路子。也就是说，形式文化论是多元方法之一，毕竟形式是每一种文化产品必定有的形成方式。诚如傅修延所言：“人们只顾天马行空般地扮演思想家的角色，对自己学科的立足点却不屑关注。每一门学科都应该有独属于自己的范畴概念，没有形式论作为基础，学界连相互交流的常规话语都不具备。”③ 文学艺术既然是人造物，就必然有形式技巧上的讲究，形式论就是文学艺术的“工匠精神”，就是暂时悬搁(而不是取消或排除)关于文学的各种大哉之问，先追究形式，然后看形式背后的社会历史文化规律。历史上的确有说过头让人诟病的“绝对”形式论(例如维姆赛特1946年的论文《意图谬见》④)，的确有学者埋头分析形式，而未能抬头看到广阔的文化背景。当代学界庞大，术有分工，个别人一头钻进特殊课题并不奇怪。但本文将会证明，大部分符号学者看到形式背后的社会动因。本文的目的是总结改革开放40年来符号学如何在中国推进发展，总结中国的文学与文化学者在这些方面做出的努力，既看到成功的经验，也不能忽视不尽如人意之处。 与一系列现代理论一样，形式文化论是20世纪初突然爆发的，而且是在不同国家里用不同语言写作的理论家不约而同地发起的：艾略特不认识什克洛夫斯基，皮尔斯不知道索绪尔，可能只有瑞恰慈处于当时欧美文化中心的剑桥大学，了解一点各国正在发生的事⑤。这些学派的出现，是文化界受现代性压力后自然的走向。个中原因不难理解：文学艺术创作在19、20世纪之交出现流派大爆发，创作走在理论之前，迫使文艺理论做出大改变；那个时代也见证了现代物理学的重大突破，使得各学科都感到“物理学钦羡”(physics envy)，尤其是一切现象都可以靠数学推进，使各科学者都自觉地寻找对象背后的深层规律，寻找世界万象背后的底蕴。要指出文化研究与科学不同，不可能共享同一种分析模式，这并不难，但要人文学者完全拒绝这种诱惑，恐怕不容易。这是我们回顾形式论兴起时不能不考虑的文化背景。 二 改革开放前的中国符号学 中文很多学科名来自日语，但“符号学”是中国称呼，日语至今作“记号学”。有一部分中国学者，坚持用“记号学”一词⑥，也有国内学者把符号称为“记号”⑦。“符号学”这一中文词，是赵元任在1926年一篇题为《符号学大纲》的长文中提出来的。赵元任指出：“符号这东西是很老的了，但是拿一切的符号当一种题目来研究它的种种性质跟用法的普遍的原则，这事情还没有人做过。”⑧他的意思是，不只在中国没人做过，而且在世界上还没有人做过。当时索绪尔与皮尔斯的理论尚少有人知，赵元任应当是符号学的独立提出者之一。 西方对符号学通用的定义是，“符号学是对符号的研究”(Semiotics is the study of the sign)。此定义是用一个拉丁词源定义一个希腊词源词⑨。中文完全没有必要跟随西语转圈子，因为此定义翻译过来更是同词循环。笔者早就提出，符号学可以简明地定义为“关于意义的学说”，因为符号就是“被认为携带着意义的感知”⑩。 20世纪五六十年代中国的语言学与哲学刊物中，出现过对符号学的最早介绍。五六十年代方光焘与高名凯等语言学家关于“语言/言语”的争论，实际上已经是在讨论符号学原理。1978年方昌杰翻译哲学家利科的文章，是改革开放后符号学一词第一次重现于中文(11)。中国学者讨论符号学的最早文章，是1980胡壮麟在《国外语言学》上发表的《语用学》一文(12)，不久就有岑麒祥、徐志明、徐思益等人讨论索绪尔语言学的论文。80年代早期的“符号学觉醒”，集中于介绍索绪尔语言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