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要 中国意识具有深厚的历史积淀和丰富的文化内涵，它在海外华文文学中有三种具体表达方式：对“乡土中国”的眷恋。对“现实中国”的关切、对“文化中国”的向往。中国意识在海外华文文学中形成了独特的审美风格。 关键词 中国意识 海外华文文学 乡土中国 现实中国 文化中国 审美风格 一 中国历史上任何一个时代，都没有像20世纪那样，“中国”一词及与此相关的“中华”、“华夏”、“炎黄”等语汇，如此频繁地出现在各种文本之中。“中国”一词在种种操作中，意义在种族（Race）、民族（Nation）、国家（State）之间滑动，呈现模糊不清的面貌，再加上“爱国主义”、“祖国”之类情感意味极浓的语词经常与“中国”一词混用，使涵义变得更加微妙。“中国意识”这样一种表述，也许能涵盖“爱国主义”、“国家主义”、“民族主义”、“祖国”、“传统”、“现代”、“炎黄文化”等词语群所包含的全部种族本能与拯救理想。 从苏1978年创作的小说《中国人》中一位人物以强烈的情绪色彩表达了他对于“中国意识”的体认：“家和中国就在每一个中国人的心里！中国，中国人！这多么荣耀，又多么沉重的名词呀！中国，这闪烁着过去荣耀和未来许诺的名词。中国不应该只是一个地理名词，中国不只是一个政治体系，中国是历史，是传统，中国是黄帝子孙，孔孟李杜，中国是一种精神，一种默契，中国就在你我的心里，有中国人的地方就是中国，有说中国话的地方就是中国，中国是亿万中国人对自由民主、人性理性的希望和向往。” 这种“中国意识”的形成是由外力，确切地说，是由于西方的压力所引起的。1840年开始的西方势力的入侵，驱使中国人意识到自己在世界格局中的地位。在此之前，“中国一词，在古代课本里意为世界的文明部分，余者皆为蛮族”[①]。“但是，现代知识的光束揭示出它只不过是许多种生活方式的一种，并把它的美置于一个陌生的背景上，同时把它的阴暗面暴露无遗”[②]。异质文化的对照，被征服的屈辱，迫使中国人不得不作出形形色色的反应，而各种反应都是基于一种“民族”意义上的求生存意志：如何在外在的压迫下求得中国的新生？近代以来的中国思想混乱不堪，从无政府主义到马克思主义，无所不有；然而，这些思想的目标却是相同的，那就是中国“现代性”的求索，而“现代性”的求索根本上是为了建立一个现代的民族国家。构成近现代中国历史主旋律的，正是这种创造“现代民族国家”的“中国意识”。“对非西方国家而言，建立国家的过程无疑是对西方反抗的过程，因为非西方是通过西方为‘他性’——‘敌人’的方法来建立国家的”[③]。 在此种历史背景下，文学也无法避免“中国意识”的围绕。梁启超于政治改良失败后退向文学领域，提出“小说救国论”；鲁迅则将文艺看作是改造国民性的利器。此类借文艺来实现“救国救民”的理念，深刻地影响了中国现当代文学的整体创作取向。正如夏志清所观察到的，“中国现代作家非常感怀中国的问题，无情地刻划国内的黑暗和腐败”，“中国作家的展望，从不逾越中国的范畴”[④]现代文学的两位奠基作家从不同的方向塑造文学的“中国形象”，在鲁迅的小说、杂文中，“中国”一词散发出阴暗、腐朽的气息，而在郭沫若的诗中，则是新鲜、华美的气象。这在日后几乎成为文学中“中国形象”的基本模式：摒弃旧中国，创造新中国。用毛泽东简洁有力的话就是：我们要建立一个新中国[⑤]。这里的逻辑是：只有推翻旧中国，才能出现新中国。带有民族解放色彩的“中国意识”与“新旧”“传统现代”等一系列二元命题相纠缠，形成革命的冲动与创造的激情，支配着文学创造的理念，也支配着政治、思想的运作。 上述的简单分析只是想说明，从1840年代开始，在中国本土，从政治、思想到社会生活层面，“中国意识”已普遍觉醒，并成为不同政见、不同思想、不同流派潜在的共同出发点，昭示出在一个独特的历史时刻中国这样一个衰败的文明古国如何面对挑战，如何重新辉煌的心路历程。尤其值得注意的是，这种“中国意识”与古代的以君主、家族为核心的“爱国情怀”完全不同，这里要求个人的不是对某种权威的膜拜，而是以公民或民族的一分子对于国家、民族的效忠与认同。 只有本土的觉醒，才可能导致海外华人的觉醒。事实上也正是如此。尽管早在7世纪中国人即向海外移民，但中国政府一向对此不予鼓励，尤其在明代，更有政策规定：禁止私人海外贸易，视那些未经官方准许而出国的人为非法。清朝在相当长时间里延续了这一政策，乾隆皇帝的一段话颇能反映这一政策深层的心理背景，他说：“我对于这些贪图发财远离祖国，舍弃自己祖宗坟墓的不肖臣民并无丝毫的关怀”[⑥]！因此，在长达几世纪的历史中，“海外华人”完全没有进入中国本土政府或民众的视野，他们只是以个体的身份在海外自生自灭，至于他们内心对于异域及对于“祖国”的情感，也依稀地浓缩在残存下来的蛛丝马迹之中。这是一段基本上暗哑的历史。基于教育、政治诸方面的原因，那时候的“海外华人”没能在历史中留下自己的声音。一直到19世纪，随着中国与西方交往的日益的频繁，一些出使海外的中国官员渐渐注意到海外华人的存在，并意识到政府有责任保护她在境外的人民[⑦]。1893年，清政府正式解除海禁，1909年又颁布了以血缘为基础的中国国籍法。海外华人终于成为中国外交政策的一部分，并与中国国内事务发生联系。梁启超、孙中山等人在南洋、美洲等地华人中的活动，促成了海外华人“中国意识”的觉醒，“在1900年康有为、梁启超和孙中山访问南洋之前，南洋华人中间并未独立产生民族主义领袖”，“民族主义的性质并不是由一种热情的自我发现所决定的，而大都是由来自中国受过教育的华人巧妙游说所决定的，他们能揭示和证实华人一切苦难的根源。这就产生了一种从外部训出的民族主义，它把华人的一切问题都归纳为一个显而易见的答案：一个强大的中国将会保护他们，因而更有切肤关系”[⑧]。从本世纪初到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海外华人从总体而言，与中国本土保持了相当密切的关系，他们大多自认是“中国人”，并接受“华侨[⑨]的名称，尤其在1911年的辛亥革命及抗日战争中，海外华人的参与热情给本土留下极为深刻的印象。乃至孙中山有“华侨乃革命之母”的说法，而一般的中国人也习惯上将“华侨”与“爱国”联系在一起。但在二战结束后，东南亚地区的华人在身份界定上出现了变化，最主要的标志是他们必须加入居住国的国籍，成为外籍人士[⑩]，不再是“华侨”。这样，他们一方面要忠于自己的“国家”，另一方面也要忠于自己的“故土”，这种摆荡在多变的政治、外交空间，呈现出相当复杂的形态。在欧美，虽然由于50年代大量知识分子的移民，使得该地区的华人对于中国表现出非同一般的关怀，但对于早期的华工移民而言，却早已经历了从“华侨”到“美籍华人”的身份、心理转变，他们的后裔可能连中文都已遗忘，除了血缘、种族外，已成地道的美国人。即使是50年代以后的知识分子移民，现在也大多已成为美籍华人，而非“华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