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十年代女性写作的特点之一是才情和学养的结合，这在一些年轻的写作者的身上表现得尤为鲜明。她们大都受过良好的专业训练，素养却不限于专业的范围，在广泛的知识背景的支持下，她们那充沛的才情表现得更具特色，徐小斌可说是其中十分突出的一个。令我们注意的是，对于徐小斌来说，学养的意义并不仅是为她的作品增添了知识的色彩与氛围，更为重要的是，它深化了她的经验，启迪了“女性”的意味，在无形中，成为她看待世界的一种眼光，抑或一种刺破女性生存本质的武器。 如果我们对构成徐小斌作品的元素进行分析，那么不难看到，神秘性——对生存世界、尤其是女性生存的莫可名状的幽秘和迷幻的探索可说是她创作的一个核心。恰如她所说，“很小的时候，神秘和魔幻便浸透了我想象的空间：走进水果店我会想起夏娃的苹果，想起那株挂满了苹果的智慧之树，想起首先偷吃苹果的是女人而不是男人……”。徐小斌十分欣赏威尔伯的这首诗：“宇宙的竖琴弹出牛顿数字，无法理解的回旋星体把我们搞昏，由于我们欲望的想象的湖水，塞壬的歌声才使我们头昏”，在徐小斌的创作中，对于缪斯的迷恋和对这一神秘智性的晕眩正是互为交织的。 然而，在神秘的晕眩背后，却是悲哀，是对于整个人性、人生、女性生存处境的悲哀，这是我们从徐小斌的作品中读到的，也是她一切创作的出发点。 高保真时代的女性生存困境 如果说对于现代文明的矛盾态度在当代的小说创作中正是一个有用的“酵素”，给现实的描写频添一点虚无和委婉，那么在徐小斌的笔下则是一种出自女性切肤的疼痛和感受。不知是否由于她所受到的金融专业训练的缘故，徐小斌显而易见地比其他女作家更敏感于现代文明的“物性”对于人、尤其是女性的压抑。对于徐小斌来说，萦绕于心的最为深刻的隐痛或许就是现代技术之下自然本真的丧失了，她象一个激进的环境保护主义者那样哀叹道“人类的每一进步都意味着自然界‘报酬递减’规律的实现，人终于背弃了自然也被自然所离弃，人们再也听不懂自然界那些神秘的对话了，只有极少数被人们称为特异功能的人还保留着一些自然人的习性”——这或许也就是为什么徐小斌常常比别人更热衷于在作品中书写神秘、营造扑朔迷离的气氛的原因吧。但如果说这还不过是一种泛泛而谈，那么以下的感触却连带起女性的现实生存，“在当代，在这个充满着对于商业主义神话迷恋的时代，一切都可以复制出来，复制品达到的高保真令人难以想象，复制品可以比真品更象真的……一切都可以‘做’出来，包括爱”，这是徐小斌对现代社会的描述，某种程度上也正是当代女性的现实处境和本质之一，而可以作为徐小斌的论述的一个佐证的便是当代生活中大众传播式的女性形象的大量出现。 曾几何时，女性在当代生活中充当了未可或缺的角色。然而无可否认的是，她们同时也是他人目光凝视的奇观（spentacle）。这些旋转的、跃动的、生命勃发的、美丽动人的女性（形象）客观上并不是一个真正意义的主体，更无宁是一种对象，根本上说，这是一个没有所指的（并不指向自身）的能指。大众传播中的女性形象之所以不是一个真正意义上的主体，在于它根本上是机械复制时代的产物。根据本雅明的说法，机械复制时代的文化艺术的主要特征之一便是“原本”的消失，转喻到女性，便是“真实女性”的篡改和失落——即或有不为他人控制的真正属于女性自身意愿、欲望表达的瞬间，那“真实的愿望”亦在为机械复制“再现”的那一刻而“当时已惘然”了。在真实的、可感可触的、“自由意志”的现实女性和五光十色的大众传播媒介的女性形象之间，必然横亘着现代技术诸多的“中介”或“间离”。 诚然大众传播中的女性形象只是高保真时代女性生存的一种极端，但无可否认的，它同时也是一个象喻，它像空气一样渗入到人们每时每刻的生活中，徐小斌的敏感之处即在于她以出色的才情写出了这一本质的各种形态。《密钥的故事》可说一个关于高保真的最好诠释：一个男人多年以来一直向往童年所梦的女人，一个偶然的机会中得到了一本书，书中藏着寻找宝藏的密钥，就是在他寻找宝藏的过程中，无意间发现了一幅珍奇的岩画，画的恰恰是他不能释怀的女人，然而他被告知那根本不是一个女人，而是一个黑人王子，而真正让他幻灭的是，这个关于神奇的密钥的故事竟是一个三流作家所为。于是男人在寻求宝藏中所做出的全部努力，及其心灵的探险和寻宝的智慧，全都化为一场无聊游戏中的无用劳动。事实说明，在一个高保真的时代，一个三流作家的智力足以为一个孤独者设置一个陷阱。 如果说《密钥的故事》尚是一种象喻，那么《对一个精神病患者的调查》则更为具体地写出了“陷阱”的日常性，它无所不在，似乎就是我们存活的方式或途径。这部写于八十年代的作品同时也是徐小斌最早表达女性生存“遇难”题旨的作品。其时人们正全力地呼唤着现代文明的到来，而徐小斌则已在关注物／现代文明对于人的新的迫力和异化的一面，其意识的敏锐和超前由此可见一斑。换而言之，徐小斌在创作之初，即已关注到了女性“自由天性”和现代社会规则化的关系。表面看来，“毁”了景焕的是“贪污”——对物的贪婪，她由于贪污而被开除并从此发生精神障碍，实际上，谁会想到，这正是她借以逃避“工蚁”命运的手段。真正毁了她的不是主观对物的“要求”，而是内在于现代文明、现代社会的“物”性：“我知道它能毁了我。实际上它也把我彻底摧垮了……我知道我已经发了疯，我想摆脱，哪怕摆脱一小会儿”，“那些数字，数字……，我眼睛看到的，耳朵听到的全是数字，我受不了，它还常跟我作对，总是对不上，别人都下班了，我还要一遍一遍数那些小纸片，一遍一遍地查帐……”，或许，对于像景焕这样自然“天赋”的人来说，确也再没有比那些“印着咒语的小纸片”更使她感到压抑和可怕的了。这个被数字折腾“疯”了的女孩却有着惊人艺术天份，她对美丽的事物情有独钟，对音乐、插花有着特殊的想象力……这样一个冰雪聪明的女孩却只能以“疾患”来躲避她“工蚁”的命运，这与其说表现了她的脆弱，更不如说表现了徐小斌的“绝望”。有意味的是，事实上当作品揭示出景焕内心的秘密时，她也再一次成为现代技术／移情疗法的试验品和牺牲品，“治疗”在她心头唤起的一点温情终究熄灭在“技术”的安排之下。这不知是徐小斌的疏忽还是有意为之的反讽，但或许没有比这更说明高保真时代的女性命运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