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要 施蛰存是一位“文体作家”、学者，集创作、翻译、编辑、学术研究于一体。其创作涉及到诗歌、小说、散文等各种文体，学术研究包括外国文学、中国古典文学、碑刻等多种学科。特别是其小说创作，运用弗洛伊德心理分析理论，揭示人类意识与潜意识的激烈冲突，把人类潜意识中的本能欲望挖掘出来，在三十年代的文坛独树一帜，颇有影响。然而，这样一位极有成就的作家、学者，在成名后并没有得到公正的评价，甚至屡遭劫难。本文力求对施蛰存研究的历史和现状作一粗略考察，以促进施蛰存研究的深入发展。为了行文的方便，本文把施蛰存研究分为两大部分：（一）为新时期以前的施蛰存研究；（二）为新时期以来的施蛰存研究。 一 施蛰存于1929年8月出版短篇小说集《上元灯》（上海水沫书店）之前，曾出版过《江干集》（上海维娜丝学会1923年8月初版）、《娟子姑娘》（上海亚细亚书局，无出版年月）和《追》（上海水沫书店1929年1月初版）三本短篇小说集。但这三本集子，或者是“一批不上不下的习作”，或者是“一种高超的摹仿，还不能说是创作”（《我的第一本书》，载施蛰存《沙上的脚迹》第73页，辽宁教育出版社1995年3月第1版）。因此，出版后并没有引起人们的重视。施蛰存“真正的第一本新文学创作集”（同上，第74页）《上元灯》出版后，因其独特风格而立即引起文坛的注意。 《上元灯》出版后，朱湘即写信给施蛰存，称赞作品的独到之处：“《上元灯》仔细看了一遍，我喜欢的是《牧歌》、《妻子生辰》、《栗芋》、《闵行纪事》。……你的《牧歌》在布局上，造辞上，都有许多突过前人的处所，……。《妻之生辰》在布局，情调之上，都是恰到好处，我个人推此为全集的压卷，《栗芋》中的奶娘，《闵行纪事》中的女子，都写得很好。”（《新文艺》1卷3号，1929年11月15日）但朱文仅是一封短信，还不能算是真正的评论。叶圣陶在1929年12月28日致施氏的信中赞扬《上元灯》的清新，“红腮珍品喜三分，持作羹汤佐小醺。滋味清新何所拟，《上元灯》里诵君文。” 沈从文是较早对施蛰存进行评论的作家，早在1930年11月，他就发表论文《论施蛰存与罗黑芷》（载《现代学生》1卷2期），从比较研究的角度论述了施氏创作的成败。文章认为，“这两人皆为以被都市文明侵入后小城小镇的毁灭为创作基础，把创作当诗来努力有所写作”；施氏作品，“略近于纤细的文体……，清白而优美”，“柔和的线，画出一切人与物，同时能以安祥的态度，把故事补充成为动人的故事，……作者的成就，在中国现代短篇作家中似乎还无人可企及”。同时，沈从文从作品的现实意义方面指出了《上元灯》的不足之处，认为施氏作品“是为读者诵读而制作的故事，即如《追》，也仍然像是在这意义下写成”的，不能够充分显示”这一时代的人格”，所以，“作者方向也就限制到他的文体中。拘于纤细，缺少粗犷，无从前进了……”。应该说，沈从文的评价在当时的时代背景下还是较为客观、准确的。 沈善坚《施蛰存和他的〈上元灯〉》（载《读书月刊》2卷2期，1931年5月10日）一文偏重于对施氏作品的直觉感受，评价也颇为中肯。文章认为，《上元灯》“是现代中国一本成功的文学作品”，作者“能运用他诗似的叙述，用散文的笔法，来说出一个动人的故事”，作品“充满了每一地方的风味”，“在风景及人物，他能从容不迫地写，有着一种散文的美丽，而感伤的情调，笼罩了他的文字之间”，“作者并不狂喊，亦不愤恨然的呻吟，作者只是轻微的发出对于人生的叹息。那是沉着的，深刻的。”（着重号为原文所加）另外，文章指出，施蛰存“对写革命这一类的作品是失败的；完全的失败了”，“而在历史小说方面，作者亦一度的试验过，得到有很好的结果”。 如果说，施蛰存感怀往昔的现实主义创作——《上元灯》还能够得到大多数人的肯定，那么，作者有意运用弗洛伊德心理分析理论创作的具有“现代派”风格的小说，从一开始便遭到了非议。 张平在《评几篇历史小说——〈石碣〉、〈大泽乡〉、〈豹子头林冲〉、〈将军的头〉、〈石秀〉》（载《现代文学评论》1卷3期，1931年6月10日）一文中指出，“《将军的头》的特色，是偏重在心理分析，……分析得十二分的细腻；……但细腻而流于琐碎，……使人读得沉闷”；另一方面，“作者对于旧题材的操纵，毕竟太少力量了。因为太少力量之故，便泥于食古不化的倾向。……我们所看到的现象，可分四种来概括，就是直抄、翻译，加一些心理，加一些形容词”。张文主要从历史小说的创作方法方面对施氏进行批评，具有很大的主观性，难免偏颇。 楼适夷在当时属于较有影响的“左翼”作家，他在《施蛰存的新感觉主义——读了〈在巴黎大戏院〉与〈魔道〉之后》（载《文艺新闻》33号，1931年10月26日）一文中认为，施蛰存的小说在内容上“几乎是完全不能捉摸的”，“这两篇作品所代表着的，乃是一种生活解消文学的倾向。在作者的心目之中，光瞧见崩坏的黑暗的一面，他始终看不见另一个在地底抬起头来的面层”；同时，楼文较早地给施氏创作下了“新感觉主义”的断语，并对其产生的阶级根源作了分析：“在这儿很清晰地窥见了新感觉主义文学的面影，甚至是有一派Nonsense文学者的面影”，其产生“是有共同的社会阶级的背景的，……这便是金融资本主义底下吃利息生活者的文学，这种吃利息生活者，完全游离了社会的生产组织，生活对于他，是为着消费与享乐而存在的，然而他们相当深秘与复杂的教养，使他产生深秘与复杂的感觉，他们深深地感到旧社会的崩坏，但他们并不因这崩坏感到切身的危惧，他们只是张着有闲的眼，从这崩坏中发见新奇的美，用这种新奇的美，他们填补自己的空虚”。相反，楼氏肯定了施蛰存具有“左倾”倾向的所谓“刚捷矫逸”的作品《追》以及“很写实地”写出的“《阿秀》那样现实的作品”。很显然，楼氏在文学批评中对无产阶级文学或者“普罗文学”以外的创作从思想倾向上采取了批判态度，属于典型的“社会——政治”批判模式，其偏颇是显而易见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