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要 罗淑研究大致分为三个阶段：三十年代多是悼念性文章，对其创作研究不多，只有胡风将《生人妻》与台静农的《蚯蚓们》作比较，指出了《生人妻》的思想意义和价值。五、六十年代王瑶的《中国新文学史稿》对罗淑的创作作了较全面的评价。进入新时期以后，罗淑研究形成热潮，樊骏和董剑等发表了重要文章，全面系统地评价了罗淑的创作。 罗淑是继冰心、庐隐、冯沅君、凌叔华等女性作家之后，中国30年代文坛上升起的一颗新星，然而却是一颗早殒的星。她原名罗世弥，罗淑这个笔名是她1936年发表第一篇小说《生人妻》时巴金给起的。她1903年生于四川成都，幼年在简阳乡间读私塾，因聪颖多学，后来父亲把她送到简阳县立女校和成都一女师去读书。五四运动后的新思潮，给罗淑巨大的影响。她如饥似渴地阅读《新青年》、《小说月报》等刊物上的文章，受到了民主、自由、个性解放等新思想的影响，成了一个思想非常激进的新青年，她犹如一朵浪花，追逐着时代的新潮腾挪跳跃。 温文尔雅的罗淑，赢得了当时在法国勤工俭学的翻译家马宗融的倾心爱慕。1928年，罗淑25岁时，与马宗融在法国里昂结婚。在法国，罗淑一直学习和研究法国文学，爱读雨果、左拉的作品，对罗曼·罗兰和车尔尼雪夫斯基推崇备至。“九·一八”事变后，罗淑怀念苦难深重的祖国，“立誓不在异域独善其家”。1933年，与丈夫、女儿一起，毅然离开法国，回到了祖国的怀抱。 回国后，罗淑潜心于翻译和文学创作。译著有：车尔尼雪夫斯基《怎么办》的节译本《何为》、普希金的《棺材商人》和罗曼·罗兰的《贝多菲笔谈》等。罗淑真正为读者所注意是1936年在《文季月刊》上发表短篇小说《生人妻》开始的。这篇作品使她一鸣惊人。之后，她又写了《桔子》、《刘嫂》、《井工》等短篇小说和散文，显示了自己的创作才能，得到了读者的好评。“八·一三”后，她怀着身孕，拉扯着女儿，告别在上海的好友，风尘仆仆到成都和丈夫相会。离沪时，她曾答应巴金，将几个未发表的短篇带回四川，待修改后再寄来。然而，谁能料到，一个刚登上文坛不久，很有希望的女作家，却于1938年2月，因患产褥热而离开了人间，享年仅35岁。 罗淑逝世后，巴金先生将她发表的作品和遗作《阿牛》、《地上的一角》、《鱼儿坳》、《贼》等收集起来，加以整理，编辑为《生人妻》、《地上的一角》和《鱼儿坳》三个集子，并为之写了后记。为了纪念这位卓有才华的女作家，1980年四川人民出版社出版了《罗淑选集》。 罗淑的作品不算多，但不是作者不勤奋，她的女儿小弥这样回忆说：“无论在上海，或者是在桂林乡下，妈妈得空就写，写，写……”但遗憾的是，作者的生命实在太短了。正如巴金所说：“倘使作者能够在世界多住10年，她一定会给我们留下几部描写四川盐场生活的杰作。”罗淑留下的作品尽管不多，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却占有一定的地位，产生了相当的影响，引起了评论界的关注。 纵观对罗淑的研究，大致可分为三个历史阶段。 《生人妻》的发表，特别是罗淑的不幸逝世，引起了当时文艺界的注意。罗淑的亲朋好友，发表了不少悼念性文章，对罗淑的人品和文品作了很好的评价。罗淑的好友、20年代的女作家天矞在《世弥之死》一文中这样称赞罗淑：“给我最好的印象，要算是她态度的温雅了。她不十分美丽，但有一种自然纯朴之美，一种真实而无隐的灵魂之美，一见便在我心里唤起了敬爱之心。”沙汀满怀悲戚地写道：“这里有一个人，她曾经在我们这艰苦的道路上填过一些砖石，但她还有许多事要做的，能做的，以年龄并未到死的时候，而她逝世了！”（《悼罗淑先生》，原载1938年3月7日《华西日报》）周文对罗淑的印象是：“女士的大方，豪迈，没有一点庸俗的脂粉气，也没有一点玩世不恭的态度，而是一面是谦和，一面是勇敢合成的特质，给了我一个很深刻的印象。”（《悼罗淑女士》，原载1938年3月6日《华西日报》）对罗淑了解最为深切，感情最为笃实的要算巴金先生了。罗淑生前，巴金大力扶植着这位文学新人；逝世后，巴金除亲自整理她的遗作，为她编写了三个集子，同时抑制不住个人的悲痛，写下了感人至深、催人泪下的悼念文章，高度评价了罗淑的人品。巴金说：“世弥是一个平凡的人，甚至在她的外貌上也看不出一点锋芒。她写过文章，但她的文笔并不华丽，那里面有的是一种真实朴素的美。她不喜欢表现自己，她写文章也不愿意让朋友们知道。她把她的热情隐藏在温厚的外表下。许多人说她是一个贤妻良母型的女性，却少有人知道她是社会革命的斗士。在我们这一群众中间，有时因了意见的分歧会损害友情，个人的成见妨害到事业的发展，然而她把我们大家（至少是我们中间的一部分人）团结在一起。”（《纪念一个友人》，原载《文丛》1938年6月第2卷第2号）此外，黎烈文、靳以、李健吾等，也都写了悼念文章，各自回忆了与罗淑的交往，一致赞扬了罗淑高尚的人格。这些都是研究罗淑的弥足珍贵的资料。 罗淑逝世后，友人们发表的多是悼念性文章，对其创作的研究并不多。真正接触到她的作品，并作出恰切评价的是胡风。胡风在1936年《文季月刊》9月号，发表了《生人底气息》，将《生人妻》与台静农的《蚯蚓们》进行比较，指出了《生人妻》的思想意义和价值。胡风认为，“在作者的笔下，那个在封建魔力下面辗转着的女人，却是带着生人底面貌和读者相见的。被丈夫卖掉了然而还不失去对于他的爱心（与其说是异性的爱还不如说是在相同命运下的同情），已经决心向运命屈服但又不能自制地流出了反抗，反抗了以后又怕拖累那个卖掉了她的丈夫而懊悔。在这里，不是直接的反抗，也不是麻木的屈服，有时候甚至觉得她的心理变化显得矛盾，但这却正是落后农村里的善良的农妇的活的形象。”“这只是两个愚夫愚妇底生离，但在这里我们看见了从受难者的心上所发散出来的洁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