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著名作家林语堂曾于1934年4月至1935年以《人间世》半月刊为园地，大力倡导小品文。这不仅受到当时左翼文坛的非议，而且今天的有关论著仍未予以应有的肯定。其实，林语堂倡导小品文，对于我国现代小品文的发展还是起到了一定的促进作用的。我们应以实事求是的态度，给予客观的评价。 一 首先必须弄清楚的是，林语堂倡导什么样的小品文。林语堂在《人间世》发刊词中说：“《人间世》之创刊，专为登载小品文而设。盖欲就其已有之成功，扶波助澜，使其愈臻畅盛。”从《人间世》第2期开始，林语堂在原有的《投稿规约》中加上了三句话：“本刊地盘公开。文字华而不实者不登。涉及党派政治者不登。”而他在这期《人间世》“编辑室语”中则表示，“我们觉得清峻的议论文太少。凡一种刊物，都应反映一时代人的思感。小品文意虽闲适，却时时含有时代与人生的批评，我们敬以此供献于学思并进之人，尽量发挥其议论。”于是从这一期至第14期的《人间世》增辟了《随感录》一栏，发表“文化社会及人生批评”的文字，但“不愿涉及要人所谓政治”。在第5期《人间世》的“投稿注意”中，他又指出：“本刊向以议论文与记叙文并重，乃因初创期间，来稿未能悉依原意调剂分配，外间略有误会，投来稿件，悉多吟花弄草之文，以致外稿所用者极少，有乖本刊原旨。望此后投稿诸君，注意此点，多赐发挥己见之文”。直至第22期《人间世》的“我们的希望”（编者的话）中，他仍然强调：“本刊以小品文为号召，已经屡见声明，专重在闲散自在的笔调，取舍多半即以此笔调为标准。凡投稿诸君，务请注意此点，至于内容，除不谈政治外，并无限制。”从这些说法来看，他所倡导的小品文，是既“不谈政治”，也不“吟花弄草”，但与社会人生有关的。 林语堂之所以倡导这种远离政治而接近社会人生的小品文，是跟他对当时国、共两党尖锐对立的社会现实感到双重不满、失望和恐惧分不开的。在他看来，南京国民政府固然太不象话，而共产党也未能尽合其意。因而，经过一番思虑和权衡后，他便选择了“中间立场”，采取“超脱”态度。同时，这也跟他酷爱这种小品文有关。他曾说“吾最喜此种笔调，因读来如至友对谈，推诚相与，易见衷曲；当其坐谈，亦无过瞎扯而已，及至谈得精彩，锋芒焕发，亦多入神入意之作。”[①]因此，在那杀机四伏的时代环境中，他认定倡导这种小品文，便不但不会有危险，而且有益于社会人生的需要和现代小品文的发展。 现在评论界大都把林语堂倡导的小品文，称为闲适小品文。给它这样的称谓自然是未尝不可的。可是如果认为这种小品文的思想内容都是“悠然闲适”的，消极的，没有什么值得肯定的，则显然是不符合林语堂倡导这种小品文的本意和当时出现的这种小品文的实际情形的。 二 为了倡导这样的小品文，林语堂先后撰写了《人间世》发刊词，《说小品文半月刊》[②]，《论小品文笔调》[③]，《论玩物不能丧志》[④]《说自我》[⑤]，《关于本刊》[⑥]，《小品文之遗绪》[⑦]和《还是讲小品文遗绪》[⑧]等多篇文章，论述了小品文的特性，不乏独到的见地。择其要者，主要有以下四点。 “以自我为中心，以闲适为格调”[⑨]。这是要求小品文应着重表现作者的主观思想感情，并要写得自然亲切。林语堂指出：“……行文肯用一‘我’字，个人笔调即随之俱来，而大喜大怒，私见衷情，爱憎好恶，皆可呈笔墨矣。至‘以自我为中心’乃个人笔调及性灵文学之命脉，亦整个现代文学与狭义的古典文学之大区别。”[⑩]这样的看法，是符合小品文特性的真知灼见。因为只有这样做，小品文才能具有一种特别的魅力。可是，当时却有人认为“以自我为中心”便是背离社会环境，“以闲适为格调”便是一味追求消闲。显然，这是不理解小品文特性和误解林语堂本意的看法。正如林语堂指出的：“闲适笔调便是娓语笔调，着重笔调之亲切自在。左派看定‘闲适’二字定其消闲之罪，犹四川军阀认《马氏文通》为马克思遗著。”[(11)] “宇宙之大，苍蝇之微，皆可取材。”[(12)]这是说，小品文的题材非常广泛，大至苍穹或小至微蝇般的事物都可以摄入。这一看法，是完全符合小品文取材特点的。因为小品文的形式和表现手法特别自由、灵活而多样，其笔触所致，确实可以涉及环宇世界和社会人生的万事万物。可是，当时却有人指责在《人间世》上始终只见“苍蝇”，不见“宇宙”[(13)]。这显然是有意对林语堂的主张所作的一种讥讽，而且曲解了他的原意。后来郁达夫在《中国新文学大系散文二集导言》中，曾特为林语堂的说法作了辩护。他说： 当《人间世》发刊的时候，发刊词里曾有过“宇宙之大，苍蝇之微，无不可谈”的一句话，后来许多攻击《人间世》的人，每每引这一句话来挖苦《人间世》编者林语堂先生，说：“只见苍蝇，不见宇宙”。其实林先生的这一句话并不曾说错，不过文中若只见苍蝇的时候，那只是那一篇文字的作者之故，与散文的范围之可以扩大到无穷尽的一点，却是无关无碍的。 这看法无疑是公允的。事实上，不仅林语堂的主张无可厚非，而且郁达夫提及的“那一篇文字”《苍蝇的灭亡》（作者徐懋庸，刊于《人间世》第4期）也是不能否定的。该文描叙当时某地农村苍蝇很多，并指出这是“一个社会问题”，“人类的生活一日不改善，则苍蝇一日不会消灭。”可见，它对社会人生并不是毫无意义的。而借它来非难林语堂的主张，则更是没有道理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