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要〕 吴宓是中国比较文学的先驱，他的小说观涉及小说功用、主题、小说与生活的关系，叙事艺术，人物塑造，结构形式等诸方面的内容。吴宓用西方小说理论观照中国小说，又受美国新人文主义文学批评的影响，但他的小说观又秉承了中国传统小说的美学传统，是中西合壁的小说观。本文拟对吴宓的小说观作一番粗浅的梳理并予以适当评介。 〔关键词〕 吴宓 小说理论 比较文学 吴宓（1894—1978）不仅是中国现代文学名人和著名学者，还是中国比较文学的先驱。[①]吴宓多作古诗，并有诗话存世。[②]陈寅恪评其诗曰“直抒胸臆，自成一家”。但吴宓对于小说，也寄于了很多的重视。吴宓论小说的文字，主要见于《文学与人生》一书及论文《〈红楼梦〉新谈》[③]中，涉及小说功用、主题、小说与生活的关系，叙事艺术，人物塑造，结构形式等诸多方面的内容。本文拟对吴宓的小说观作一番梳理并作适当评价。 吴宓论小说，首重小说的道德教化功用。在诸类文学体裁中，吴宓认为小说与人生的关系最为密切，在《文学与人生》中，他从小说里得出五条原则，用以说明小说与人生之关系： 1、自作自受。 2、人生如戏。 3、崇真去伪。 4、爱由心生。 5、好善恶恶。 这五条前两条论述小说与人生的关系。吴宓认为，小说象人生一样，“是一个舞台，有各种人物，各随其性格不同角色”，因此，小说是具体而微的人生，即所谓“人生如戏”。但吴宓又认为，人生尽管如戏，但这不能说明人在生活中是毫无意义的，因为“我们的每一步都会影响自己及他人幸福，并决定自己之人格与性格，在这一点意义上，人实为自己命运之主人。”正因为小说与人生关系如此密切，人的行为会影响他人，所以吴宓十分重视小说对人的道德教育作用。这里第3、4、5条就论述小说对人的道德教育作用，显然，他认为小说能使人崇真、生爱、好善。小说能通过形象的塑造，在默化潜移中把小说作品里隐藏的真善美观念传达给读者，给人予心灵的慰藉和精神的薰陶，提高读者的道德情操。具体而言，小说通过小说家“广泛的经验和富有想象力的理解”揭示出“人的法则”和“人的真理”，那么，“读者（随着作者）能知悉一切情节及人物之思想感情、从而使每一个（男、女）读者理解书中所有事件及人物的真实性质。”使读者崇爱真实，诚恳和真诚、摒弃虚伪、作假和欺骗，达到“崇真去伪”的目的。吴宓所说的“爱”，他解释为“爱＝实际崇教＝人心的深邃复杂”，是指人们复杂、细腻、微妙的内部心灵和精神世界，小说应该力图写出“不同人物身上的不同性质和不同生活环境的爱”。在比较之中，使读者追求真正的、高尚的、纯洁的“真诚的爱”，来纯洁读者的心灵。另外，读者可以在小说家“忠实地叙述和描写的”、“不公正的事例”和“困惑、忿怒、悲观”的世界里，通过阅读自然而然地对“善良的受苦的人表示同情，而对坏的、成功的人物加以遣责和憎恨”，辩明善恶是非，从而能“好善恶恶”。 吴宓强调小说的道德教育作用，着眼于小说对个人修身养性、培养高尚品德的重要影响力。这与他贯有的文艺主张是一脉相承的。在《文学与人生》一书里，吴宓认为文学有十大功用，即“涵养心性；培植道德；通晓人情；谙悉世事；表现国民性；增长爱国心；确定政策；转移风俗；造成大同世界；促进真正文明”。吴宓的文学功用论，有着浓烈的儒家诗教色彩，大致可以看作是儒家“经夫妇、成孝敬、厚人伦、美教化、移风俗”文学教化主张的翻版。但吴宓对于小说，特意强调小说对人品性道德的培养作用，一方面是因为他认为小说与人生关系最为密切，另一方面又不难看出吴宓深受其师——新人文主义批评大师白璧德（Babbit，1865—1937）的影响，新人文主义批评往往被人们称为“道德批评”，极力鼓吹文学道德教育作用，坚持以道德批评的角度来评论文艺，吴宓对小说的道德教育作用的强调多源于此。这决定了吴宓对小说主题的看法，下面我再予以论述。 一九一九年三月二日，吴宓应哈佛大学中国留学生会之邀作了一次《〈红楼梦〉新谈》的演讲[④]。在这篇文章里，吴宓依据哈佛大学C.H.Magnadier博士在《菲尔丁〈汤姆·琼斯〉介绍》（Introduction To Feilding’s Tom Jones）里提出的优秀小说应具备的六个条件来衡量评介中国古典小说《红楼梦》，这六个条件是： 1、宗旨正大（Serious Purpose） 2、范围广大（Large Scope） 3、结构谨严（firm plot） 4、事实繁多（plenty of Action） 5、情景逼真（Reality of Scense） 6、人物生动（Lvreliness of Characters） 吴宓接受了这六个条件并用来评述《红楼梦》，这代表了吴宓对小说艺术的基本观点，论及小说艺术之各个方面。在具体评介《红楼梦》时，他对此作了进一步的发挥，并在《文学与人生》中一再提及，我将对此一一加以概括评述。 首条“宗旨正大”，论述的实际是小说主题，“Purpose”在英文中便是“目的”之意。上文说过，吴宓的小说道德教育观决定了他对小说主题的认识。“宗旨正大”便是要求小说有正确而崇高的主题。文学作品应该主题崇高、思想博大、意旨高尚，这是吴宓一贯之主张。他说“凡文章杰作，皆须宗旨正大”，又说：“在诗歌小说中，观点很重要。”他要求小说要有“严肃的目的”，对人生有“严肃性的认识”。这就要求小说家应该是一个道德精神高尚、严肃地思考人生社会的人。萨克雷是吴宓最为喜爱的十九世纪英国现实主义作家。他认为萨克雷在《英国十八世纪幽默作家》中对小说家有一个严肃而认真的看法，萨克雷在此书中认为作家应“唤醒并指导你的爱心，你的怜悯，你的好心肠，你对弱者、穷人、受压迫者、不幸者的同情”，吴宓对此大加赞赏并经常引用，这不仅是对作家道德精神的标准，也是好小说应该达到的道德教育目标，与吴宓对小说教育作用的认识是相一致的。另外，吴宓又认为，仅仅做到“正”是远远不够的，他说：“凡上等小说，必从大处看墨”，何谓大处，就是指小说要表现“人生与宇宙的整体观念”，而不应只限于“具体的某些人和事的判断”。他举例说，若小说“如村妪聚谈，计算家中柴米，品评邻女之间足，那么就显得十分“琐屑鄙陋、取笑大方”了。这样的小说，即使主题观念如何正确，也因为思想、事件和低微卑小、琐小细屑不谙“宗旨正大”之旨，是“非小说所宜有的东西”。所以，吴宓对《红楼梦》作了很高的评介，他说：“《石头记》作者，大明此义，故神味深永，能历久远。”显然，吴宓对小说这一观点是把它当作一部小说能否流传于世，成为经典的标准来看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