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摘要]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李金发一直被称为“诗怪”。对于这位日渐被重视的诗人，大多数论者的注意力集中在他“怪诗”本文的某些层面，对其成因则疏于系统的索解，因而“诗怪”自身的面容仍然是模糊的。站在今天的历史高度上，从诗人主体、诗的本文结构和接受者三个密切相关的环节入手，我们或可揭示李金发其人其诗“怪异”之谜。 [关键词]李金发 怪异 象征 在中国现代诗歌发展史中，一个长期被毁誉的诗人是李金发。对于这个特别的人在中国现代诗史中占据的特别的位置，新时期的批评家已给予了日趋公允和客观的评说。但是，在人们的视野里，被冠以“诗怪”的李金发的面容依然是模糊的，这与研究只关注他诗的本文有关。对于他的诗，尽管有高层建瓴、从东西方文化交融的阔大背景中宏观比较的；有就其思想内蕴深入挖掘的；有着眼他变化莫测的章法技巧而进行细部剖析的，但是对李金发其人其诗的共识——“怪异”这一特征，做完整而系统把握的探索，至今则仍然显得不够。 站在20世纪最后一个5年的山顶上，我们有信心对此作出努力。本文试图凭借作家传记批评、本文批评和接受美学批评的利刃，剥落“诗怪”头上厚重的面具，还诗人以真实的颜容。 一、脆弱和乖张交织起的灵魂——传记批评角度观照下的创作主体 美国学者韦勒克称传记批评方法“从作者的个性和生平方面来解释作品，是一种最古老和最有基础的文学研究方法。”[①]这种方法认为，作家无论是反映生活，还是抒发情感，其作品无不深深镂刻着他本人的生活经历、个性气质、审美趣味乃至家庭出身的烙印，而这种烙印往往又成为准确理解作家创作的坚实依据。通过对他在一定社会历史条件下的生活及其思想观念的研究和考察，常常可以对其作品作出较为中肯和客观的评价。这种朴素的批评方法，为我们探索李金发诗歌现象，提供了可靠的工具。 不能说李金发是一个颠沛流离、命运多舛的人，事实上他的经历与早年留学异域的大多数青年没什么两样。然而，当与他同窗就读的林风眠创作出一件件激动人心的艺术品的时候，李金发却象一个彷徨在阴雨中的怪客向我们走来。他的诗的世界是如此愁惨、荒芜、恐怖和绝望，那种无法调和的矛盾和歇斯底里的氛围令人窒息。正值青春年华，他的身上却仿佛附着了波特莱尔的幽灵。原因何在？让我们把目光从他痛苦的诗行里移开，仔细审视这个蜷缩在70年前的尘埃中孤独的背影，我们感到，答案就在他那暝暝的内心世界。 这是一个过分脆弱又过分敏感的灵魂。李金发怪异的诗首先来自他这种个性特征。“恐怕是先天的遗传，我从小就多愁善病，对一切都悲观，没有勇气向前奋斗……我好似有特权似的，躲在书房里，看《玉梨魂》、《牡丹亭》之类的书籍，倦了就睡，醒了再看，养成徐枕亚式的多愁多病的青年。”[②]对鸳鸯蝴蝶派缠绵故事的痴迷，映衬出他性格的阴柔和纤弱。他的忧郁和多愁善感，使他的审美趣味更接近花间词人或婉约词人，属于那种“看花落泪，见月伤心”的一类。这种深度抑郁质心理特质，实际上是我们揭开“诗怪”奥秘的基础。 当19岁的李金发带着一颗驿动的心来到自由法兰西之后，他在惊叹卢浮宫的华美，领略资本主义高度文明的同时，也看到了更多的堕落与罪恶。他理想的小船触撞到黑暗险恶的礁石上——他的个性、修养、观念乃至生活方式与现实发生了剧烈的冲突。 这种冲突最明显地表现在他个人与环境的对抗上。他的憧憬是徘徊在幽园曲径，缱绻在秋梦与美女之间，却被卷入喧嚣混乱、冷酷疯狂的世界。我们能够想得出李金发从一个受尊敬的富庶人家的公子一夜沦为贫儿而产生的不平与愤懑。生活的困顿、学业的艰难、物质上的穷愁已足以扫尽他的少年意气，而来自环境方面精神上的虐杀，更使他的心充满了浓重的悲伤、忧戚、甚至是仇恨。作为弱国子民，站在曾奴役过中国的列强的土地上，李金发所遭受的偏见、岐视、侮辱是无法隐忍的。在帝种美专，华籍学生被嘲笑为“戴禽兽之冠”的“化外顽民”。在巴黎美院他们又被高年级的法国学生强罚酒费、劳役，甚至在大庭广众之下裸体展览……，作为下等公民，这种人格和自尊被践踏的屈辱和悲痛，使脆弱而敏感的李金发内心发出的悲号有甚于《沉沦》中的主人公，然而他没有勇气蹈海，却把这种没有祖国的绝望感留给了记忆。 与被蔑视的民族有关，李金发用眼泪浇灌的爱之花结下的是酸涩的苦果。和洋姑娘失败的恋情在他心灵刻下了无法抹去的伤痕。他的情诗主要是哀歌。他的悲观、颓废、厌倦、自暴自弃、绝望的思想，相当程度来自这段不幸的感情经历。 李金发自幼所受的严谨的家教使他形成的文化观念，在放浪的法兰西社会也遭到了严重戕害。金发成长在儒家中庸节制、仁义忠恕等思想的熏陶之下，言行举止以正人君子为楷模，但环境却改变了一切。人情如纸、尔虞我诈、金钱万能、道德沦丧的资本主义社会吞噬着李金发，尽管他一再想保全自己，独善其身，力避“举世都是”的“诱惑”，痛斥异国学生玩弄女性的“化妆舞会”，而且“抱了敬鬼神而远之的观念，从没有参加过这个盛会”[③]。但是我们在他的诗作里也看到了他传统思想的坍塌和精神世界的迷乱。 李金发是一个心灵上的失败者。他柔弱的个性、寄情于爱与自然的浪漫理想被严酷的现实击得粉碎，在生活的实际层面上他无法回避又无力解决这种痛苦，于是只能退回内心，将黑色的愁惨的情绪郁积并沉淀在潜意识里，他等待着释放和渲泄的契机。 这恰恰是一个注定要产生李金发的时代。20年代初席卷法兰西文坛的象征主义诗歌为他提供了抒情的突破口。象征主义艺术揭示的正是现实生活的喧嚣丑恶，以及人们内心的孤独、苦闷、冷漠、感伤和绝望。以恶为美，将诗作为“所能表达的一切‘恶劣’情感的阴沟和粪池”[④]，追求飘忽不定、神秘朦胧的瞬间感受，是其创作的宗旨。这种颓废、悲观、虚妄的艺术追求与李金发愤懑、忧伤、绝望的心迅速产生共鸣，“加上印象派和象征派在艺术上追求‘新’与‘怪’的特征，这又极容易和文艺青年骚动不安的青春期心理一拍即合。于是，李金发一下子在美术上成了雷诺阿的追随者，而在课余读诗时，又一下子对波德莱尔的《恶之花》等‘手不释卷’了”[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