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东润先生和《张居正大传》

      《张居正大传》是我的祖父朱东润先生中年时期的一部力作，1944年由开明书店出版。抗日战争时期，先生抛家别室，只身入川，先后执教于迁至乐山的武汉大学和重庆中央大学中文系。《张居正大传》，便是那个艰难时代中产生的作品。此书的创作意图，除了学术文化的建设外，是希望通过表彰历史上的爱国志士和实干家，唤起拯救民族的力量。

      朱东润先生（1896—1982）原名世溱，后以字行。江苏泰兴人。早年留学英伦，回国后先后执教于南通师范学校、武汉大学、重庆中央大学、无锡国学专科学校、沪江大学。1952年起，长期任复旦大学中文系教授。

      先生自幼失怙，少年时代由族人资助就学于上海南洋公学附属小学，因勤奋刻苦、成绩优异而受知于校长唐文治先生。进入中学后不久，因家境贫困、资助中断而辍学。时值辛亥革命，先生的三哥因参加反对清王朝的武装起义，失败后被清军杀害于南京。三哥的牺牲，对先生震动和影响很大，终其一生，抱爱国爱民、反对专制、追求民主之宗旨不移。1913年，先生由吴敬恒介绍入留英俭学会出国。在伦敦三年，先生于困厄中顽强求进。1916年，先生放弃学业，毅然回国参加讨伐袁世凯称帝的斗争。船至新加坡，传来了袁世凯的死讯，先生从此结束了学生时代，开始了长达七十余年的教学生涯。

      1937年，抗日战争全面爆发。是年秋天，先生当时所在的武汉大学教学工作逐步停止，准备向大后方撤退。先生于寒假中辗转回到家乡。1938年，武汉大学内迁至四川乐山复课。11月，先生在家乡接到学校要他前往报到的电报。先生当即告别老母与妻儿，离开了岌岌可危的泰兴县城，以服从学校的召唤。当时从上海到四川，因武汉已经沦陷，交通中断，先生便先乘轮船到香港，再换船取道越南，经由滇越铁路前往昆明。先生从河内乘火车到老街，从老街过河便是云南的河口。过河的时候，先生伫视着每一根桥柱，胸中涌动着对多苦多难的祖国无限热爱和忧思，加倍地感受着祖国怀抱的温暖。接着从昆明搭汽车到贵阳，长途跋涉，再行渡江，终于到达重庆。这时已是1939年年初了。先生有诗曰：

      朔方建国绍先天，粗粝腐儒亦屡迁。江北全家劳旧梦，云南万里入新年。遥峰此日看金马，虚幌何时对玉婵。不恤征衣黦尘土，嘉州只在夕阳边。（己卯新年）

      但是，当时重庆的现实，却处处令先生感到失望，这对于一个抛家别子，从二千里以外的家乡赶来，一心想投身祖国复兴事业的知识分子，是多么沉重的打击。然而，向后转是没有出路的，也是先生所决不愿意的。先生以为，对于大局的失望，不能成为放弃自己责任的理由，他如期到达乐山，决心克服困难，努力工作，在自己的岗位上，尽一个知识分子对国家和民族应尽的责任。

      叶圣陶先生致朱东润先生信

      

      1940年起，先生继对中国文学批评史、《诗经》和《史记》的研究，开始将目光转向传记文学的研究。有感于当时一般人对于传记文学认识模糊，决定在这个领域作一番“斩伐荆棘”的工作。从那时起直到生命终点的四十余年时间里，先生为之倾注了巨大的精力和心血，无怨无悔。虽然当时的学校图书馆这方面的资料很少，先生设法各方面觅搜罗，研读了自古希腊、罗马至现代的西方传记文学理论著作和传记名作，并作了一些翻译，同时深入研究考察了中国历代的史学和传记著作，撰写了《中国传记文学之发展》及《八代传记文学叙论》等著作。1941年夏季的一天，先生正在住所伏案工作，外面突然响起空袭警报，因身上穿着白色夏衣，不宜外出躲避，只好伏在窗下。等敌机施虐轰炸飞离后，先生从窗下爬起来，归座继续工作。先生感到在传记文学这个领域，仅仅知道西方和古代的作品是远远不够的，现代中国人应当写出具有现代意义的传记文学作品。他决定借鉴西方的传记文学创作方法，并继承中国传统，作一次脚踏实地的实践。考虑到身处的那个特殊时代，先生从中国历史的陈迹里，寻找具有现实意义的人物。经过仔细爬梳和反复思考，先生选择了明代的张居正，这个明代后期颇具争议的重要政治家。张居正在其自明隆庆六年至万历十年任内阁首辅的十年时间里，大权独揽，锐意改革，顶住种种压力和攻击，强硬地推行一整套改革措施，整肃内政，刷新吏治，整顿边备，抵御外敌，在行政、经济、水利、教育、国防等方面进行了一系列行之有效的改革。十年期间，明王朝的内忧外患基本平息，国家安定，经济发展。明中叶以后，只有张居正执政的这十年，是较为清明富强的时期，而久已腐朽没落、千疮百孔的明王朝因此得以稍加喘息，恢复了一点元气，从而又延续了七十年。张居正虽然有其局限性，但他为国家所作出的巨大贡献是不可抹杀的。先生在国家危难之时来到四川，原本希望看到像张居正那样精明强干、一心为国的人物，然而他失望了。尽管前方的将士在浴血奋战，千千万万的沦陷区人民正睁大充满血泪的双眼，盼望着收复失地，但当局所热衷的却不是全力抗战，而是“安内”。《张居正大传》的创作，不仅仅是为了学术上的探讨和进取，更是为了时代。先生在全书的最后写道：

      整个的中国，不是一家一姓的事，任何人追溯到自己的祖先的时候，总会发见许多可歌可泣的事实；有的显焕一些，也许有的黯淡一些。但是当我们想到自己底祖先，曾经为自由而奋斗，为发展而努力，乃至为生存而流血，我们对于过去，固然看到无穷的光辉，对于将来，也必然抱着更大的期待。前进啊，每一个中华民族的儿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