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绍棠是我国著名的乡土文学作家。他从13岁（1949年）发表处女作，到目前的40多年时间里，出版、发表了12部长篇小说，30部中篇小说，100余篇短篇小说，还有数百篇散文和政论文章，约700万字。他的小说不仅在中国得了不少奖，而且不断地被外国翻译出版：50年代的短篇小说《红花》、《摆渡口》、《青枝绿叶》，被翻译成俄、英、阿尔巴尼亚文出版；80年代的短篇小说《峨眉》、《青藤巷插曲》，中篇小说《蒲柳人家》、《瓜棚柳巷》、《小荷才露尖尖角》、《烟村四五家》，被译成英、法、俄、德、日、西班牙、泰文及孟加拉文出版。中篇小说《蒲柳人家》出了英、法、德三种文字的单行本。刘绍棠本人，1985年被载入英国《世界名人录》，1987年被载入英国剑桥《当代世界名人录》、《世界作家名人录》。 读刘绍棠的作品，不管是小说、散文或政论文章，没有荒诞，没有颓废，没有低级趣味，而是一身正气，充满激情，催人奋发向上。正因为这样，他才赢得了广大人民群众的爱戴。他的家乡父老兄弟姐妹们，以在自己家乡出了这样的作家而感到光荣和自豪。1992年5月27日，刘绍棠的家乡通县，为刘绍棠建立了刘绍棠文学艺术档案馆和“人民作家，光耀乡土”的纪念碑。 刘绍棠的成就，在中国作家中并不多见。他所以有如此的成就，主要是四方面的因素：第一，端正的政治方向；第二，良好的个人品质；第三，较高的文化素养；第四，雄厚的生活基础。 政治上坚定才有创作方向的坚定 刘绍棠最近出版了一本散文集《红帽子随笔》，他在《走必由之路》一文中说：“政治方向决定创作道路，思想意识倾向主导创作思想倾向，我的创作历程便是与我的革命道路同步。”这是刘绍棠的经验之谈。这对处在社会主义条件下（请注意这里说的是社会主义条件下）的作家来说，有着头等重要的意义。综观当代我国的作家，凡是在这个问题上解决得好的，他就会创作出符合党和人民要求、鼓舞人们奋发向上的优秀作品；解决得不好的，就会产生颠倒是非，格调低下，腐蚀人心，搅乱人们思想的坏作品。这方面的例子比比皆是。 刘绍棠不愧为坚持社会主义方向的“人民作家”。他的历史和约700万字的创作成果证明了这一点。刘绍棠不是一个一帆风顺的作家，他的一生在政治上经历了两次大的考验。第一次考验是反右扩大化。他因为对毛主席的《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提出了一点现在看来是正确的意见（策略性部分有待发展）和反映了一些农村的真实情况，而被划为右派，在全国进行批判，1958年头戴“铁帽子”回乡劳动22年，一直到1979年1月才得以改正。这是刘绍棠政治上一次大蹭蹬。 一般人会认为刘绍棠遭受这么大的不白之冤，一定会心怀不满，尤其是对毛泽东一定会咬牙切齿。但刘绍棠却以为这不过是革命道路上的插曲，共产党是光荣、伟大、正确的，社会主义道路是不可改变的，马克思主义总将战胜“左”和右的错误而向前发展，革命一定会胜利，他从未动摇过自己的信念。他被开除出党的当天晚上就写信给友人，说：“我虽然在组织上被开除出党，但思想感情永远不离开党。”他要做一个“名亡实存”的共产党员。他被“流放”农村的22年里，不仅没有任何反党的社会主义的言论，还在家乡教育青年争取入党，“十年动乱”中儒林村有7名青年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其中有4名是在刘绍棠帮助教育和具体指导下写的申请书。在这期间，刘绍棠始终坚信党不会忘记他，他终有出头之日。他常以农村的谚语来形容他与党的关系：“家鸡打得团团转，野鸡不打满天飞”。他自比“家鸡”，就是打他也只在院子里转，而决不飞出去，不自外于党。与此同时，他不放下手中的笔，在极端困难的条件下，伏炕而写，写出了《地火》、《春草》和《狼烟》三部长篇小说，讴歌家乡人民在党的领导下所进行的革命斗争。及至1979年1月，刘绍棠的“错划”问题得到改正以后，他立即宣称：要从21岁开始，以那时的锐气，加倍努力为党工作。这种政治品质是多么可贵啊！ 刘绍棠另一次政治上的重大考验，是他“错划”问题改正后的几年。当时正是国内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潮泛滥的时候。这时候一些“新潮精英”们，正在肆无忌惮地写文章或发表讲话咒骂共产党，咒骂社会主义，咒骂人民民主专政，咒骂毛泽东。有人认为刘绍棠吃了那么多苦头，一定也会跟着他们一起骂。但是，出他们的意料，刘绍棠不仅不骂，反而大谈“党是我的亲娘”，娘打儿子打错了，赶出了家门，但又把儿子找了回来，搂在怀里，承认了错误，难道还能啐母亲的脸，逼着母亲下跪？！与此同时，他坚定不移地维护毛泽东文艺思想，他说：“我因写纪念《讲话》文章而获罪，历史已经证明我当年的观点完全正确。但是我对以《讲话》为主体构成的毛泽东文艺思想更加坚信而不动摇，因为毛泽东文艺思想是科学是真理。”（《威信》）刘绍棠的这种表现，受到党和人民的热情称赞，却激怒了“新潮精英”们，他们对刘绍棠发起了围攻，说他“认‘左’为母”，说他“老观念太多”，对他加以排斥，使他身心都受到了伤害。即使在这种情况下，也没有动摇刘绍棠的信念，他通过各种场合，写文章，发表谈话，反击“新潮精英”们。他说：“在反对我的人当中，有两种人我最不服气。一种是‘文革’中的造反派，不久前还是个人迷信的宗教狂和极左路线的打手，突然一百八十度大转弯，变成了时髦走俏的‘思想解放’派。一种是1957年反右运动的整人老手，也摇身一变老来俏变成摩登的‘圣之时者也’，大唱否定一切（只是不肯否定自己）的‘思想解放’高调。这使我惊诧又怀疑，他们那多变的脸色，哪一会儿真，哪一会儿假？他们那横竖都仍使用的嘴巴，哪句是真话，哪句是谎言？”（《组装京门脸子》）“新时期以来，我对‘新潮’人士之不以为然，就是因为其中颇有几位曾以极‘左’的态度和言词对我口诛笔伐；但是，时过境迁、忽然摇身一变而‘潮’得极‘火’，旧貌换了新颜便又斥骂我为‘僵化’。比起他的‘左右逢源’，我可真‘左右为难’了。随机应变，争先恐后，改头换面，‘咸与维新’，此所谓‘圣之时者也’。其中奥妙，秘而不宣。他们何时何以‘观念更新’，我至今困惑不解。”（《感言》）刘绍棠经受住了第二次政治上的考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