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老舍具有极其鲜明的创作个性与十分独特的艺术风格，在若干重要的方面为现代文学的发展成长作出了突出的建树，丰富了中国文学的宝库；其中，有的是别人难以比拟或者无法替代的，有的对当前的文学创作仍然产生着深远的影响。尽管他也有明显的弱点，却无疑是中国现当代文学史上一位不可多得的大家。 老舍于1926年正式登上文坛[（1）]。1928年商务印书馆出版他的《老张的哲学》、《赵子曰》两书时，在《时事新报》刊登的两则广告中，着重提到了“著者讽刺的情调，轻松的文笔”、“幽默”、“叙述一班北平闲民的可笑的生活”等。朱自清认为这“虽然是广告，说得很是切实，可作两则短评看”[（2）]。所谓“很是切实”之处，正在于抓住了这位文学新人的一些基本特点。可见，对于老舍的艺术独创性以及由此取得的杰出成就，人们从一开始就是有所认识的。三十年代中期，老舍进入创作高潮。《离婚》、《骆驼祥子》等的相继问世，标志着作家已经形成自己的艺术风格。李长之、赵少侯、常风等人纷纷撰写评论，称赞他的幽默艺术及其审美价值。他也因此而确立了在中国文坛的重要位置。抗日战争爆发后不久，老舍被推举为“全国文协”的实际负责人，并担任此职直到抗战胜利，足以表明他的崇高的文学地位与社会地位，是得到了文艺界以至于社会各界的普遍认可与充分肯定的。而这一工作岗位以及他在这一岗位上的热诚服务，又进一步扩大了他的声望与影响。1944年4月，为纪念老舍创作二十周年[（3）]，文艺界开展过颇有声势的祝贺活动[（4）]。在高度评价他为文艺界的团结抗日所作出的贡献的同时，也推崇他的文学业绩为“我们新文艺的一座丰碑”，并将“永垂不朽”[（5）]。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老舍怀着由衷的热情，歌颂新生的北京与社会主义的祖国。《龙须沟》、《茶馆》等作品的成功，证明他步入又一个创作高潮，而且是二三十年代开始创作的老作家中，到五六十年代能够依然保持艺术活力、继续取得新的进展的最为突出的一位。他在文学艺术、对外文化交流、政治、社会等机构，担任多种领导职务，还先后获得“人民艺术家”、“语言艺术大师”等称号，在政治上艺术上都得到极大的荣誉。自六十年代初期起，现代文学研究界逐渐流传所谓“鲁（迅）、郭（沫若）、茅（盾）、巴（金）、老（舍）、曹（禺）”的提法，说明文学史家明确地把他置于现代中国作家的最前列，更是一种显赫的历史评价。 不过，以上种种只是事情的一个方面。另一方面却是他的创作的深广含义与突出成就，特别是老舍之所以是老舍的创作个性与艺术风格，他对于中国现当代文学的独特贡献，在很长的时期里，并没有为人们所普遍认识，得到应有的评价；相反的，还不时受到这样那样，或隐或显的贬低指责。在灾难深重的二三十年代，他那“一半恨一半笑的去看世界”的人生态度，追求幽默的喜剧效果的艺术取向，都难以为日渐激进的文坛所认可。鲁迅在1934年的一封信中说到林语堂热衷于提倡幽默小品，担心他“如此下去，恐将与老舍半农，归于一丘。”[（6）]鲁迅这时对林语堂已多有不满；相比之下，显然对老舍是更不以为然的了。茅盾在四十年代中期回忆二十年代末最初读到《赵子曰》时的感触：“那时候，从热烈的斗争生活中体验过来的作家们笔下的人物和《赵子曰》是有不小的距离的。说起来，那时候我个人也正取材于小市民知识分子而开始写作，可是对于《赵子曰》作者对生活所取观察的角度，个人私意也不能尽同”[（7）]。即使说得相当委婉，仍然清楚地表达了对于这部作品的保留态度。巴人在1939——1940年所写的《文学读本》中，把祥子视为“从自然主义的，现象学的方法来描写人物”的代表，只是“一个世俗的类型”。“由这人物而展开的故事，也是这实社会的‘浮光掠影’的事件，很少本质的意义”，又“没有和其他社会作有机的连系”，作家只“给他穿上了衣帽”，却没有“给他灵魂”，因而“不是典型”，艺术上评价不高。同时指出作家对于革命的认识也是“世俗的”，而巴人认为“这种‘世俗’的看法，本质上是反动的。《骆驼祥子》被批评家所称道，但没有从这种思想本质上的反动性予以批判，实在是怪事。”[（8）]老舍诚然有“世俗”的一面，二三十年代他对于政治、对于革命的认识，也带有过“世俗”的偏见。但断定“这种‘世俗’的看法，本质上是反动的”，却是政治上的严厉斥责，否定了作品的思想倾向。1950年，《四世同堂》第三部《饥荒》在《小说》杂志上连载，到“八十七”段就结束了。直到八十年代初，找到1951年在美国出版的四十年代后半期作家本人旅美期间亲自参与翻译的《四世同堂》英文译本《The Yellow Storm》，才知道他是按计划写完一百段的[（9）]。至于为什么不将早已写好的作品全部发表出来，不作任何解释就中断了；《饥荒》也没有像前两部（《惶惑》、《偷生》）那样，在报刊上连载后出版单行本，除了因为觉得内容不合时宜，还能有什么别的难言之隐呢[（10）]？1951年上半年，沉浸于《龙须沟》获得成功的极大喜悦中，老舍奉命写作以知识分子思想改造为题旨的电影剧本《人同此心》[（11）]，完稿后送请有关部门审查时，因为有人认为“老舍自己就是个没有经过改造的知识分子。他哪能写好符合我们要求的电影剧本？怎么改也改不好”，把剧本“枪毙”了[（12）]。问题自然不在于如何评价这部作品——任何作家都难免写出失败的作品；而在于如何看待老舍；所谓“没有经过改造的知识分子”，“哪能写好符合我们要求”的作品，“怎么改也改不好”云云，都超出评价作品本身，而从根本上否定了这位作家！六十年代初期动笔的自传体小说《正红旗下》，老舍酝酿了数十年[（13）]，本来会是又一部传世之作，却因为有悖于所谓“大写十三年”（即以新中国的社会现实为题材）的号召[（14）]，写了八万多字又不得不搁笔了，给世人留下一个灿烂的开头与无穷的遗憾。即使是得到热烈赞扬的作品，像《龙须沟》，改编成电影时，由别人作了不符合作家原意的改动，致使同一个剧本先后有内容不尽相同的三个版本[（15）]；像《茶馆》，受到过为旧中国唱“挽歌”，缺少反映革命力量的“红线”等指责，五十年代末与六十年代初的两次演出，都以引起轰动开始，以悄悄收场了事[（16）]，以致亲身经历了这些（先后担任这两出话剧与电影的主要角色）的于是之，至今仍然感到愤然：“这样两篇难得的好作品，居然有人就能不叫它跟群众见面，或者非经过一个什么白痴扭曲一下才叫它跟群众见面。这是不公平的。”[（17）]所有这些，与前面的肯定赞美分明是尖锐地对立着的，却又是并存着的；有时，还是它们更起了实际的作用，产生更为广泛的影响。这种矛盾的状况，几乎伴随了作家一生。老舍自然并非完美无缺，作家也需要文学批评的及时提示。有些指责，孤立地看不能说毫无道理。但它们都不仅仅是一时一地，个别人对个别作品的评价，而往往包含着文学观念上的深刻分歧。把它们串连起来考察，可以清楚地看到，对于老舍，半个多世纪来，一直有相当普遍又相当顽固的成见，至少是认识上存在不少偏颇与谬误。 对于这些，局外人可能不甚了然，有的实情也是后来才陆续披露出来的；即使知道了，也不一定在意。而作为当事者，作家本人是不可能不立刻直接得知或者间接觉察到的。除了多次提及幽默的得失外，他好象没有对这些作过任何公开的解释辩驳。相反的，有时为了适应不一定恰当的客观要求，或者迎合一时不一定正确的风尚，还不惜写一些失去了“自我”的作品；哪怕是根据多方意见，不厌其烦地反复修改，仍然无法避免艺术上的失败，如话剧《春华秋实》[（18）]。五六十年代之交，相继出版了中国现代作家卷帙众多的文集、全集。鲁、郭、茅、巴、老、曹六位大家中，唯独没有出版老舍的。据说是作家自己谢绝了出版文集的建议。对此，我们不能也不应该简单地用作家本人谦虚之类的理由来解释；那只能将认识引入歧途。四十年代中期，老舍明确表示过：“我对已发表过的作品是不愿再加修改的”[（19）]。五十年代重新出版《骆驼祥子》、《离婚》等作品时，却都作了重要的（并非如作家所说的仅仅“删去了不大洁净的语言和枝冗的叙述”[（20）]）的改动。老舍去世后，家属整理遗稿时发现他曾经对《四世同堂》作过一些修改，但没有改动几章就又中止了。修改，显然是为了重新出版；中断，想必是意识到难以或者不愿意那样修改下去。面对着上述种种误解与非难，让他如何修改，又怎样才能达到重新出版的要求呢？恐怕这才是他谢绝出版文集的根本原因。从不改到修改，再到不改或者不知道如何修改才是的蛛丝马迹的轨迹中，不难触摸到他内心深处因为不被人们理解，所产生的压抑与困惑——看来，他始终没有从这样的苦恼中摆脱出来。这对于一位具有鲜明的创作个性与自觉的艺术追求，并且已经取得光辉成就的作家说来，该是何等痛苦的折磨！其中又包含了多少值得好好总结的经验教训，老舍自沉于太平湖自然是个巨大的悲剧，几乎贯串于他的整个创作生涯的这类惶惑苦闷，难道不也具有深刻的悲剧意味吗？究竟应该怎样认识老舍，就这样地成为一个有待认真探讨的课题。 进入新时期以来，原先存在过的偏见逐步消解，人们对于老舍表现出前所未有的兴趣与热情：他的作品新的版本的繁杂[（21）]，改编成影视剧数量之众多[（22）]，以及读者观众反响之强烈（形成了所谓“老舍热”），在现当代作家中都是少见的。与此同时，研究者对他的创作个性与艺术风格，他的创作的丰富内涵，他在文学史上的杰出贡献等，也多有新的发现与比过去高得多的评价。这十多年来，老舍研究在现代作家研究中可能是最为活跃，进展最大的。人们从不同方式贴近老舍，进入他的艺术世界，品味感悟他的艺术独创性；也就是说，正在全面深入地重新认识这位作家。而通过今昔评价的对比，可以清晰地看到彼此间观念上分歧之所在，以及产生那些偏颇的主客观原因。如今已经是可以较为正确地认识老舍，总结这个问题上的经验教训的时候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