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历史上具有写作人物传记的悠久传统，生逢西汉鼎盛时期的杰出史学家司马迁是当之无愧的写作人物传记的开山祖。他撰写的《史记》中的“本纪”、“列传”，篇篇皆为人物传记，并且把每个人物描写得栩栩如生，引人入胜。从此以后，历代官方或私人修纂的纪传体的史书，无不仿效《史记》的体裁，把“本纪”、“列传”作为主要内容。进入近代以后，由于中国社会的转型，传纪写作无论在形式上或内容上都发生了根本的改变。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出现了有别于传统列传的现代传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特别是1978年以后，人物传记写作的状况又有了新的发展，呈现出空前的繁荣局面。当然，当代人物传记写作的道路并不是平坦的，而是经历了曲折的发展过程。本文拟就建国四十多年来的人物传记写作的历史作一简略回顾。 1 要叙述当代中国人物传记的写作状况，就不能不先从几个数字说起。据统计，从1949年到1966年的十七年间，我国（不包括台湾和港澳地区）共出版人物传记五百多种（不包括从国外翻译过来的人物传记），仅1959年就出版了一百二十多种，这是非常可观的收获。这些人物传记的内容主要包括以下四个方面。 （一）各个领域中的英雄模范，如《郝建秀》（林音频、刘树墉著。山东人民出版社1953年版）、《矿山英雄马六海与连万禄》（苗培时著，华北人民出版社1954年版）、《陈永康》（黄穗著，江苏人民出版社1955年版）等。 （二）为人民和民族解放事业献出生命的先烈，如《刘胡兰小传》（梁星著，中国青年出版社1951年版）、《抗日女英雄赵一曼》（温野、臧秀著，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58年版）、《伟大的方志敏》（叶坪著，江西人民出版社1953年版）等。 （三）对社会发展起过推动作用的历史人物，如《秦始皇》（杨宽著，上海人民出版社1956年版）、《郑成功》（方白著，中国青年出版社1955年版）、《洪秀全》（束世征著，新知识出版社1955年版）、《谭嗣同——近代中国启蒙家》（杨正典著，湖南人民出版社1955年版）等。 （四）对祖国文化作出贡献的思想家、文学家和艺术家，如《墨子》（任继愈著，上海人民出版社1956年版）、《李贽》（朱涤之著，湖北人民出版社1956年版）、《司马迁》（季镇淮著，上海人民出版社1955年版）、《曹雪芹》（周汝昌著，作家出版社1964年版）、《舞台生活四十年》（梅兰芳述、许姬传记，人民出版社1957年版）等。 上述人物传记的作者来自各个阶层，从事各种职业，其中有普通教师，也有著名专家、学者。北京市第四十一中学等校的历史教师和政治教师都积极投入人物传记的写作；北京大学、复旦大学等高等学府的知名教授，如张岱年、邓广铭、游国恩、冯至、王瑶、朱东润等也都把写作人物传记同教学和科研结合起来，写出不少高水平的人物传记专著。 这里特别值得提及的是，著名历史学家吴晗在组织写作人物传记方面所作出的贡献。为了普及历史知识，吴晗利用公务之余主持编写了《中国历史小丛书》，以青年学生和具有初中文化水平的机关干部、工人、农民为对象，从1958年到1965年共出版一百多种，其中大部分是人物传记，写及的近代人物就有林则徐、魏源、洪秀全、李秀成、康有为、梁启超、黄遵宪、谭嗣同、严复、章太炎、秋瑾、陈天华、邹容等等。这套小丛书的写作基本上做到了文字简明浅显，甚至口语化，对有些复杂的史实和生僻的汉字也都作了注释和注音，因而这些人物传记深受读者喜爱，成为广大青年的良师益友。 从当时的读者反映看，在上述五百多种人物传记中，要以《毛主席的好战士——雷锋》（陈广生著，中国青年出版社1963年版）、《县委书记的榜样焦裕禄》（穆青、冯健、周原著，人民出版社1966年版）、《我的前半生》（爱新觉罗·溥仪著，群众出版社1960年版）这三部传记的读者面最广，影响最大，在当时颇有“轰动效应”。 根据一些专家的评论，在上述五百多种人物传记中，以吴晗的《朱元璋传》（三联书店1965年版）和朱东润的《张居正大传》（湖北人民出版社1957年版）这两部著作的学术价值最高，时至今日，仍在人物传记中处于领先地位。 不可否认，人物传记写作也受到了“左”的思想的干扰。1957年以后，不少传记作家唯恐触犯“忌讳”而辍笔。绝大部分的传记都在不同程度上受到极左思想的影响，如宣扬阶级斗争为纲等等。据统计，1956年中国只出版了八种人物传记，是建国十七年来最少的一年。最为悲惨的，因写《朱元璋传》而知名的吴晗，又因写《海瑞罢官》新编历史剧被作为“文化大革命”第一个靶子而遭受攻击批判，结果在“文革”中被迫害至死。《朱元璋传》这部优秀的人物传记也遭受到了同样的厄运，被禁止在社会上发行。在“文革”十年中，“左”的思想更是泛滥到各个领域，正常的出版秩序完全被打乱。那时，为配合“四人帮”的评法批儒而出版了几本颠倒是非、歪曲历史的人物传记小册子，如《孔丘发动的一生》（洪广思著，人民出版社1974年版）、《孔家店的二老板孟珂》（上海市卢湾区工宣办编，上海人民出版社1974年版）等。人物传记写作就这样被“左”的思想践踏了整整十年。 2 随着1976年“四人帮”的覆灭和1979年以后对“左”的思想的清理，人们的思想大解放，在人物传记写作方面也冲破了种种禁区，不仅可以写古人，也可以写当代人；不仅可以写死人，也可以写活人；不仅可以写有定论的人，也可以写仍有争议的人。总之，形成了传主开放的新局面，一切值得写的人物都可以作为传记的素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