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要] 中国新时期报告文学包蕴着强烈的民族精神，民族精神成了贯穿整个新时期报告文学的一根红线，它不仅是作品的有机部分，也是构成作品的内在风骨。民族精神使新时期报告文学在发挥自身真实性的同时，比小说、诗歌、散文等更贴近时代和人民，因而更具有独特的价值和地位。它表现在知识分子题材、体育题材、有关记叙“两弹一星”的作品、改革题材中，甚至问题报告文学作为中国特定时代的产物，作为爱国精神的另一表现形式，也同样凝聚着中华民族精神。 新时期报告文学之所以能持续繁荣，“由散文蔚为大国”，引起社会的广泛关注和读者的热烈欢迎，其重要原因，就在于其理性精神与民族精神[①]。尤其是民族精神，可以说是贯穿整个新时期报告文学的一根红线。无论是对改革的讴歌还是对历史的反思，也无论是对知识分子的赞颂还是对社会问题的探讨，这种民族精神始终如影随形，如魂附体，不仅成为作品的有机部分，而且构成作品的内在风骨。正是这种精神，使新时期报告文学在发挥自身真实性的同时，比小说、诗歌、散文等更贴近时代和人民，因而也更具有其独特的价值和地位。 中华民族本是有着悠久历史和优秀文化遗产的坚强、伟大的民族，只是在近代，由于清政府的腐败，才落后挨打、饱经忧患。一个多世纪以来，中国人民为争取民族独立与民主自由，进行了不屈不挠的英勇斗争，而反映这一伟大历史进程的中国近现代文学，也由此形成了慷慨悲凉的风格基调。1949年，新中国成立。中国当代文学由此经历了一个欢歌笑语的时代。然而，为了探索社会主义这一新生事物，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付出了沉重的代价，文学也随之走过了一段弯路。只是在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中国历史和文学才开辟了新的阶段。随着思想解放和改革开放的潮流，文学进入了全面反思、全面发展的时期，并由此形成了百花齐放的多元格局。然而，在这多元发展、尤其是在吸收西方现代主义艺术营养的同时，文学的根也是深植于民族文化的沃土之中的。如诗歌《祖国啊，我亲爱的祖国》（舒婷），戏剧《小井胡同》（李龙云）、《天下第一楼》（何冀云），小说《李自成》（姚雪垠）、《黄河东流去》（李准）、《平凡的世界》（路遥）和《白鹿原》（陈忠实）等均是其例。然而，在诸种文体中，最集中、最深刻地表现了中华民族精神的，还是报告文学。由于报告文学具有真实性和贴近时代生活的特性，因而它在小说等虚构文学热衷于花样翻新、形式变幻之时，更多地承担了反映现实、干预生活、直面人生的任务，因而也更全面、具体、真切地表现出民族精神。 方立天认为，中华民族精神的内容包括以下几个方面：重德精神（重视道德自觉和人格完善），务实精神（由儒家文化的理性主义和人文主义精神，以及无神论传统形成），自强精神（《周易》：“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突出表现为“日新”、“革新”观念和积极乐观有为精神），宽容精神（孔子的“仁”是“爱人”，孟子的“爱物”，吞吐容纳文化）和爱国精神（关心社稷生民、维护民族独立、为“报国”而献身）。其中自强精神是核心和基础[②]。而新时期的报告文学，就正是集中体现了这一以自强精神为核心和基础的民族精神。这一点，首先突出表现在知识分子题材中。由于传统文化的心理积淀和所从事的特殊职业的关系，知识分子更直接、深刻地体现着这一以自强精神为核心和基础的民族精神。尤其是由于中国当代特殊的历史和特定的国情，这一点就显得特别可贵和重要。因为，在当代历史中，知识分子曾经是被改造、教育或被批判、打倒的对象。但他们不仅“蒙冤不说违心话”，始终坚持真理，忠于人民，而且在逆境中顽强坚持科研、执着事业、追求理想，从而表现出感人至深的爱国精神、拼搏精神与奋发进取、自强不息的精神。而正是通过对这种精神的揭示，作品就表现了中华民族历经磨难而仍立于不败之地的强大生命力与凝聚力。这一点，在陈祖芬和肖复兴等人的作品中表现尤为突出。 在陈祖芬的整个知识分子系列中，最为突出、感人的是她写于新时期前期的“祖国高于一切”的“中国牌知识分子”。在这些作品中，她把中国当代不平凡的历史与对极左政治的批判隐于幕后作为背景，“绝没有为知识分子鸣冤叫屈的情绪”，贯穿作品的是“始终燃烧的、不灭的爱国主义的圣火”[③]，挖掘的是生活中“美的泉水”，其目的是为了“给辛劳的、疲惫的人们送上一捧沁人的清泉，使人感奋起来”[④]。因而她在肯定知识分子的拼搏精神与奉献精神的同时，比其他作家更突出、强调了知识分子的人格操守和爱国精神。如《祖国高于一切》中的内燃机专家王运丰，听到祖国解放的消息后，毅然抛弃在德国建立的幸福、富裕家庭，忍痛与德国爱妻离婚，冲破重重阻力，带着3个孩子回国；后虽被打成“德国特务”，受尽磨难而仍不改对祖国的忠诚，始终坚信“祖国高于一切”，以为祖国奉献为幸福。《中国牌知识分子》中的程渊如，不要孩子，不去台湾，从上海到东北，从东北到鸡西，从地理转地质，一切服从祖国，一切献给祖国。后丈夫被红卫兵打死，她本人受尽批斗、屈辱和苦难，但她仍对祖国忠贞不贰，只要有机会工作就全力以赴。此外，还有在恶风逆浪中坚持又红又专的道路，为中国医学事业作出了杰出贡献的著名教授黄家驷（《黄家驷的道路》）；有拒绝外国高薪聘请，极大限度地把自己的才能献给祖国的怪才（医学博士、歌唱家兼嗓音研究者、画家）林俊卿（《活力》）；有保持战争年代的拼命精神，追求生命的节奏与速度的著名女导演陈颙（《节奏》）；有大胆发现和提拔人才，将自己的艺术生命传给青年的艺术家王昆（《生命》）；有终身未婚，几度失明而仍坚持“只要生命的密度，不要生命的长度”的女翻译家祝庆英（《心灵》）；还有抛弃家庭和个人恩怨，不顾打击、刁难，全身心献给研制新的光学检测仪器的上海光学仪器厂工程师陈祥祯（《最佳年龄》）；等等。这些“中国牌知识分子”，除了具有“祖国高于一切”的崇高感情外，还具有无私奉献、积极进取的人生态度。他们一般都经受了艰难岁月中的严峻考验：或是林彪、“四人帮”与极左路线的迫害，或是国外物质生活的利诱。但他们始终没有动摇对祖国和生活的坚强信念，没有对自己所受委屈的牢骚与怨言，而只有对祖国、历史与生活的理解和热爱。在他们的身上，的确集中体现了包括重德、务实、自强、宽容和爱国诸精神在内的中华民族精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