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本世纪末，中国社会由传统向现代转型的步伐急剧加快。面对滚滚商潮中物欲横流、价值失落与文化失范的尴尬，越来越多的作家都有一种无力进入现实深处，无从把握当下生存本相的困惑与隔膜。当变动不居的社会现实令作家们无法把握与表达时，历史便成了填补现实空缺的补充。进入了作家的视界。于是，回视与解构历史，遁入历史的写作，复现“我心中的历史”就成为了一部分颇具实力又极富叛逆性格的青年作家表达世界的基本方式。他们对过往和历史母题进行了大胆的反思与解构，撩开了被传统历史观念的帷幕所掩盖了的另一幅之历史场景，从而给人们提供了别样的价值标准与审美观照。这样，有异于传统历史题材小说的新历史题材小说创作就构成了当今中国文坛越来越炫人眼目的一大景观。 我国新历史题材小说以八十年代中期莫言的《红高粱》为发端。莫言对新时期文学的意义是以崭新的思想观念与审美意识，改变了战争历史小说的写法，对传统的抗日题材作出了全新的处理，通过对被战争硝烟遮蔽了的强悍的生命意识的张扬和久违了的民族精神的呼唤，为今天民族性格的重铸提供了一种参照，旨在对失落了的民族精神的衔接。可以说，《红高粱》对历史母题的解构，在中国当代文学中有着座标点的意义，它远远超出了新历史题材小说的既定范畴，标志着文学的真正转机。《红高粱》后，一批新历史题材小说应运而生，进入九十年代，已经形成了一大创作奇观。这种创作走势拓展了新历史题材小说的思维空间和艺术空间，叙述视角更为开放，创作主体对历史素材进行艺术想象，感知和表现的范围更为宽广，深化和丰富了艺术主体，为人们提供了陌生却又鲜活的历史文本，从而提供了更多的历史和审美的参照。 二 过往的传统历史题材小说，如《红旗谱》、《红日》、《红岩》、《青春之歌》、《保卫延安》、《黄河东流去》、《芙蓉镇》等，是我国当代文学在各个特定的历史时期的代表作，自有其不可置疑的认识价值和审美价值。但是，这类作品几乎都无一例外地从两个阶级、两种政治力量的角逐去观照生活和构架情节，权威意识形态理性的、观念化的历史观始终主宰着作品的命脉，从而形成一套完整的权威历史话语和固定模式。离开了权威历史话语的阐释和因定模式的框范，任何关于这段历史的其它结论我们均无从得到。与中外文学史上优秀的历史题材作品相比，这类作品失去的恰恰就是历史生活固有的丰富性和复杂性。新历史题材小说在重新返观历史和思索历史的话语叙事中，摒弃了主流意识形态单一的政治视角，在审视、评价历史生活的眼光以及主题意蕴的阐发上，都不约而同地趋向了文化的层次，着眼于文化意味的复归与还原，力求用文化来涵纳社会政治关系、经济关系，用文化来浸润宗法文化、伦理道德与人性的冲突，使历史主体更富有原生态意义。在解构的背后，新历史题材小说重在对被权威历史话语所遗忘或弃置了的家族史和村落史的再现，把笔触从宏大的战争场景，从关注阶级的、民族的命运，从江山的改朝换代向微型社会组织的收缩，以昭示家族和村落这一特殊的文化单元在历史进程中的意义与作用。张炜的《九月寓言》、《柏慧》，李锐的《无风之树》、刘震云的《故乡天下黄花》、《故乡相处流传》等，是以一个村落的兴衰作为小说框架来展开叙述的。张抗抗的《赤彤丹朱》、张炜的《家族》、王安忆的《纪实与虚构》、李锐的《旧址》、成一的《真迹》，刘恒的《苍河白日梦》，方方的《祖父在父亲心中》、陈忠实的《白鹿原》等，则叙述了一个个家族历史变迁的秘密。这类充盈着民间意识作品中的“野史”、“稗史”和“秘史”弥漫着一种对权威历史观念的挑战和解构的精神。这无疑是全民族的文化反思精神的进一步拓展与深化的具体表现。 在新近的中青年作家群体中、刘震云是较早向权威历史话语表示了异议的作家。他发表于1990年的《故乡天下黄花》将阶级斗争这一正统观念作了别样的书写与解构，对永无休止的权力斗争这一历史轴心作出了全新的阐释，深刻地揭示出了东方式权力斗争（家族斗争）的残酷性和原始性。他用“权力斗争”的法则消解了“阶级斗争”的经典模式。作品从普泛的文化心理层面艺术地再现出了“官本位”文化的存在形式及其怎样影响着、铸造着一个民族的灵魂，构成了人们对权力的畸形崇尚与膜拜，从而激起人们对民族文化中某些负面因素的思索。作品的时间跨度近70年，从民国初年到60年代末。为了一个小小村长的职务，竟然引起了同宗家族几代人的恩恩怨怨、仇仇杀杀。人们从作品中看到被权威历史观念所剔除了的另一种更为本真的历史事实：某些翻身后赢得了政权的农民，并不如理念中那般朴实与纯洁，那般无私与忠诚；相反，翻身后的狂热、低廉、短浅的实用主义，再加上一己私欲与流氓无产者品质依仗着手中的权柄得到了肆无忌惮的扩张，为权力的争斗上演了一出出人间悲喜剧。刘震云确实给我们开启了一扇理解历史的特殊窗户，让我们看到了以往经典文本中农民形象身上所没有见到的“假”、“丑”、“恶”。这是与通常教科书相距甚远的另一样的话语阐述。很显然，刘震云并不着意于人物形象的精雕细刻，他的全部用心放在了淋漓尽致地展示民族精神中根深蒂固的惰性基因和负面价值上，读者从中看到的不是个性鲜明的人物性格，而是对整体中国农民的体察和观照。 勿庸置疑，陈忠实的《白鹿原》是中国文学进入九十年代以来，通过家族史来展现民族“秘史”的一部不可多得的厚重之作。《白鹿原》的意义首先得益于它那丰富、厚实的文化内蕴。作品并没有回避本世纪上半叶关中大地上民族的、阶级的和党派之间所发生的一系列重大政治事件，但聚集点始终对准了白鹿原上宗法制度和伦理道德对人性的压抑与摧残，把白鹿两姓的生存状态作为宗法文化的完整模型，在风雨纵横的历史变迁中作了全面的、深刻的审视与剖析。 其次，《白鹿原》的意义还在于构塑了一批颇具文化性格的人物系列。作为构成白鹿两姓家族的几代人，如白嘉轩、鹿子霖、白孝文、白灵、鹿兆鹏、鹿三，以及与白鹿两族相关的朱先生、黑娃和小娥等主要人物，都是一定文化类型的代表，极具鲜明的个性色彩和文化价值。这些富于文化价值的人物形象，犹如一把把钥匙，可以开启民族文化心理和精神传统的库藏。其中，白鹿村族长白嘉轩无疑是作者的一大独创。“五·四”以来，文学作品对这类宗法家族制度及其思想的维护者总持以批判和否定的态度，家族尊长的面目多少有些理念化和模式化，更多作品的重心放到了冲击牢笼的新生代身上，把家庭矛盾经常演变为新旧冲突，在“叛逆”的主题下充盈着革命性的情结，家族家庭本身丰富的文化内容及其繁复的历史进程被弃置或简化了。《白鹿原》作者写白嘉轩，则完全摒弃了单一的政治视角，摒弃了经典文本模式化拘囿，超越了简单化的批判层面，力求从文化根因上来构塑人物。作品中占有相当篇幅的家庭和家族的冲突，已不仅仅是一种新旧矛盾的冲突，而是融进了更多的表现为亲情、性格、伦理、道德以及权力、私欲等极具文化含量的因素。把宗法文化的正统人格代表白嘉轩有灵有肉、有性有情、有爱有怨地凸现于作品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