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摘要 本文试图对中国新时期的“知青小说”，从主题的演变上进行梳理，以此勾勒出它的发展与嬗变轨迹。知青小说主题的演变经过了伤痕、反思、跨越三个阶段，一次比一次向纵深拓展，它显示了一代作家追踪新时期文学思潮的消涨起伏，运用时代所给予的最新眼光，在对这段生活不断咀嚼、品味、解读中，推动知青小说一浪高一浪地向前发展。 关键词 新时期 知青小说 主题嬗变 中图法分类号 I207.4 发生在本世纪60年代末期的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不仅在顷刻间改写了一代人的历史和命运，也导致了作为这一历史投影的“知青小说”，在80年代的独特繁荣。从专注历史伤痕、回归、历史反思到自我审视，在跌宕起伏中，已经走过了十几年的历程。这10余年，不仅是一代作家追踪新时期文学思潮的消涨起伏，运用时代所给予的最新眼光，不断咀嚼、解读、阐释知青生活的10余年，也是知青小说在一代作家的反复咀嚼与思考中，在主题方面，不断向纵深方向拓展的10余年。正如知青作家朱晓平在《好男好友·为了那块热土》中所表白的：“离开插队的小村已有十七年了，十七年来，那段艰辛坎坷的往事随着岁月的流逝不曾淡漠，反而愈发在我脑海中变得清晰起来，催着我去不断咀嚼和沉思”。的确，知青小说作为一代人历史的投影，似乎成了一代作家永远唱不完的歌，他们已经从青年唱到中年，也许还要10年、20年地不断唱下去……。 纵观知青小说的发展，从主题的演变上大体经历了三个阶段。 一、“伤痕”阶段 知青小说的初期与新时期文学发展的第一阶段“伤痕文学”是同步的。“伤痕文学”的代表性作品——卢新华的《伤痕》，也是知青小说的发轫之作，就是一个有力的证明。这篇作品以心灵的哀哭，血泪的控诉，拉开了知青小说伤痕阶段的帷幕。 10年文化大革命，我们的国家和人民遭受了一场巨大的浩劫，文明被摧残，民主法制被践踏，人妖被颠倒。而直接参与其中的一代知识青年，则有着更深沉的忧愤和伤痕：他们差不多都是在共和国诞生前后来到人世，与共和国一起成长，有过金色的童年，美好的理想，天真稚气的憧憬中，希望自己能建功立业，大济苍生。因此文化大革命一声令下，就义无反顾地投入了这场政治运动，虔诚地幻想着红彤彤的世界在自己的斗争中诞生：“天下者，我们的天下；国家者，我们的国家，我们不管谁管？我们不干谁干？”然而，历史与他们开了一个大大的玩笑，同样也是一声令下，一个上山下乡的浪潮，又把他们从政治文化的中心——城市，推到了遥远、落后的农村和边疆，以被改造者的身份开始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在生活的底层，既饱尝了种种人生的磨难与酸辛，又咀嚼了美好理想化作泡影后的痛苦和失望。对他们来说，这种感受太强烈、太刻骨铭心了。因此当文革结束，历史的进步给他们开辟了一块可以自由思考、自由表达、自由选择的天地时，当全民族都在以控诉和谴责的形式揭露“伤痕”的时候，知青作家也义无反顾地拿起笔来，借“伤痕文学”的形式，浇胸中的块垒，写知青，写自己这一代人，着意抒发10年知青运动带给他们的痛苦、伤痕和屈辱，哭诉自己的青春在欺骗中永远的失落；倾诉神圣的革命理想、献身精神遭到无情践踏后的悲愤、失望和不平，不仅从思想上，更重要的是从感情上对知青运动进行反拨。可以说，这一艺术视角的选择，对于知青作家来讲是毫不犹豫的。因为当一个人的悲剧呐喊和每一声控诉都能在民族整体人生中激起强烈反响和广泛共鸣的时候，那么，选择对悲剧历史进行控诉就是顺理成章的。卢新华的《伤痕》、郑义的《枫》、孔捷生的《在小河那边》、陈建功的《萱草的眼泪》、甘铁生的《聚会》、竹林的《生活的路》、叶辛的《蹉跎岁月》等，就是伤痕阶段有代表性的作品。它们都从不同的角度反映了知识青年这一代人在文革10年中政治上受欺骗，精神上受伤害，青春被耽误，才华被埋没，以及上山下乡期间遭受到的各种打击和灾难。譬如《伤痕》、《萱草的眼泪》就是揭露“文革”中“血统论”对青年一代心灵和生命的杀戳；《生活的路》、《枫》控诉的是真诚被愚弄、生命被毁灭的哀伤。对于“上山下乡运动”本身，大多数作品都将其看作是一场不堪回首的恶梦，作出了否定性的价值判断。但总体来看，这一阶段的知青小说还是在政治层面上对那段悲剧历史的观照，都不免简单化地只看到生活的表层，对自身尚缺乏深刻的思考，因此他们大多是从不同的视角、不同的生活场景和人物命运对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和文革进行揭露和控诉，虽然也多能催人泪下，极易在一代知青中引起强烈共呜，但选材较为单一，主题均毫无二致地显出了同一色调。 二、反思阶段 随着拨乱反正，正本清源，人的主体意识的觉醒，促使整个思想界开始从文化层面批判地审视历史，反思其中痛切的经验和教训。表现在文学上，作家们已经从“伤痕文学”的愤激中逐渐冷静了下来，“痛定思痛”地进一步思索为什么会造成这一民族的悲剧？这就导致了反思文学的兴起。知青小说追随这一崭新的文学潮流也随之进入了第二阶段：历史行程的回顾与反思期。从1981年王安忆的《本次列车终点》到1988年《血色黄昏》的出版，知青小说在理性的牵引下，跟随着思想解放运动的步伐，一直处在对历史的反思之中。由于反思的焦点和深度不同，时间相对来说又比较漫长，这一时期的反思内容，大致可以分为如下两个方面： 1.对往昔知青生活的重新品评 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随着1979年知青大返城而宣告结束，“十一年前历史轰轰烈烈地欠下了债，十一年后的今天，时代匆匆忙忙地还这笔债。”[①]然而当知青们充满喜悦地回到了城市，幻想着接上童年的梦想开始新的人生时，城市给他们的却只是冷漠、烦恼和失望，这就使他们终于意识到，自己就象西西弗斯手中那永远推不到山顶上的石头，在历史的巨手之中滚来滚去，被命运一次又一次地玩弄，猛然醒悟到：自己失掉的恰恰是现时社会最强调的东西，而获得的却只能作为历史发展投下的铺路石。于是，“心灵的空白、惆怅与丢失了什么的淡淡的愁绪，对过去的无情否定，现有的怀疑及对自身与未来世界的不可知，使他们陷入暂时的空白及孤独的情绪中，陷入对世界、历史、人以及权威的深刻的悲观之中，”[②]就不仅是一代知青，也是作为知青代言人的知青作家的共同感受。正是在这种感受的基础上，重新评价过去的生活，在物质和精神的废墟上，重建生活和信仰，寻找心灵的支柱和生活的位置，就成了他们的一种迫切需要。反映在创作中，还是面对原来的知青生活，但不少作品在进行价值判断时，却由原来的一味暴露与批判，转向在认识到历史存在的荒诞一面的同时，也看到一代知青奉献给荒诞岁月的热情和真诚，对“理想”阐发的差异性，就导致了对昔日知青生活的认识，经历了从肯定到否定的演变。最早出现的王安忆的《本次列车终点》、孔捷生的《南方的岸》，着意描写了一代知青回城后找不到人生位置的彷徨和面对新生活抉择的惶恐不安，在一定程度上，对乡间生活表示了怀恋。但是这种怀恋，又“并不是对上山下乡运动的肯定，而是回城后的隔离感和挫折感的折射。”[③]正如陈信，终于回到了梦寐以求的上海，为此放弃了所学的专长、中学教师的身份，放弃了心中所爱的具有月牙儿般眼睛的姑娘，然而在朝思暮想的亲人中间，他却感到了一种难以诉说的疏离感、惶恐感甚至刺心的失望感，于是他象在大西北思念上海一样，开始不自觉地追忆过去的生活。比陈信更甚的是《南方的岸》中的易杰，他不仅沉溺在过去的生活中不能自拔，而且还重归凝结着血汗的红土地。之后的知青作家更把目光投向了过去，投向那逝去的岁月，重新审视知青生活的甜酸苦辣。如梁晓声的《这是一片神奇的土地》、《今夜有暴风雪》，晓剑、严亭亭的《世界》等，在否定文化大革命的背景下，颂扬了知青一代建设荒原、献身荒原的奉献精神和英雄主义，充分肯定了知青一代的人生价值。这些作品极力要向人们证实，“尽管时代是荒谬的，但这一代人的理想是神圣而崇高的。”[④]梁晓声就曾这样直言不讳地说过：“被卷入这场运动前后达十一年之久的千百万知识青年……是极其热忱的一代，真诚的一代，富有牺牲精神、开创精神和责任感的一代。”“我写《这是一片神奇的土地》、《白桦林作证》、《今夜有暴风雪》，正是为了歌颂一代知青，歌颂一场‘荒谬运动’中一批值得赞颂和讴歌的知青。”[⑤]张承志的《绿夜》、《金牧场》更是在怀念中对失去的青春岁月进行沉思。很显然，这类作品对过去生活的反思和追忆，一方面是为了肯定一代知青的自身价值，肯定自我对理想的真诚追求，另一方面也是为了对当时社会上出现的对这一代人的误解和责难进行辩护，怀念的背后，表现出这一代人的尊严。因为全盘否定历史，就等于没有未来；全盘否定过去，就等于没有现在。虽然过去的岁月并非那么尽如人意，他们也批判这场运动使这一代人付出惨痛的代价，但同时又要让人们相信，他们的付出是真实的、有收获的，就象曹铁强对郑亚茹在临别时所说：“希望你，今后在回想起，在同任何人谈起兵团战士在北大荒的十年历史时，不要抱怨，不要诅咒，不要自嘲和嘲笑，更不要诋毁……我们付出的和丧失了许多许多，可是我们得到的，还是要比失去的多，比失去的有份量。”[⑥]这也表明知青作家在对历史反思的初始，加进了过多的感情色彩，往往用感情代替了理性的思考，还没有站在哲学的高度，深刻反思这段历史，对它作出一个公正的评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