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6年是郁达夫诞生100周年，在这百年纪念的日子里，我们倍加怀念这位为中国新文学作出重大贡献的作家、诗人兼爱国主义战士。可是，历史也曾经给过他不够公正的待遇，这在半个多世纪的郁达夫研究历史中反映得最为清晰具体。下面试把郁达夫研究的历史发展分成三个阶段，逐段评述。[①a] 20世纪初至40年代末：褒贬不一，毁誉参半 1921年10月，郁达夫的《沉沦》作为“创造社丛书第一辑”由上海泰东图书局出版，立即引起了轩然大波。一方面是受到青年读者的热烈欢迎；另一方面，也招来了非议，“所受的讥评嘲骂，也不知有几十百次”[②a]。 第一个站出来为《沉沦》澄清“诲淫”、“不道德”罪名的，是“五四”文学运动的主将之一周作人。他从给“不道德的文学”作界定入手，认为《沉沦》“显然属于第二种的非意识的不端方的文学，虽然有猥亵的分子而并无不道德的性质”，《沉沦》的价值“在于非意识的展览自己，艺术地写出升华的色情，这也就是真挚与普遍的所在。至于所谓猥亵部分，未必损伤文学的价值”，并明确指出《沉沦》“是一件艺术的作品”。[③a]由于周作人当时在文坛的地位、影响和分析的有理有据，终于使谩骂郁达夫的“文坛壮士”，“稍稍收敛了他们痛骂的雄词”[④a]。 1923年10月，郁达夫的小说散文集《茑萝集》问世，又马上引来了一批评论文章。对郁达夫及其作品持肯定态度的，有萍霞《读〈茑萝集〉》、胡梦华《〈茑萝集〉的读后感——覆郁达夫的一封信》等。萍文认为《茑萝集》“是求生的喊声，是人格的卫道符”[⑤a]，胡文说郁达夫是“入世也深，故愤世也切”[⑥a]，他们都指出了郁达夫小说积极入世的思想倾向和浪漫率真的特点。但是，持批评意见者也不少，如徐志摩、殷公武等人，就看作郁达夫是“故意在自己身上造些血脓糜烂的创伤来吸引过路人的同情”[⑦a]。 从20年代中期到30年代中期，是郁达夫创作的又一个旺盛期，这时期相继出版了《达夫全集》7卷、《日记九种》、《达夫代表作》、《在寒风里》、《她是一个弱女子》、《忏余集》、《达夫自选集》、《屐痕处处》、《达夫短篇小说集》（上下册）、《达夫游记》、《达夫散文集》、《闲书》等集子。随着作品的大量问世，郁达夫也成了当时文坛的热点，几乎每年都有数篇有份量的专题评论出现。而且，仅1931年至1933年，就先后出版了素雅（李赞华）编的《郁达夫评传》、贺玉波编的《郁达夫论》、邹啸（赵景深）编的《郁达夫论》三本郁达夫研究选集。一个作家能够受到同时代人的如此关注，这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是极为罕见的。 首先是郑伯奇、黎锦明、钱杏村等人打破初期的“印象式批评”的局限，试图从总体上考察和研究郁达夫的思想和创作。郑伯奇《〈寒灰集〉批评》一文，把郁达夫的小说分为“自叙小说”、“心境小说”、“性格小说”、“社会小说”四类，认为《寒灰集》的“永久性”的价值，在于它“是一部主观的记录，一个转型期生存者的生活记录”，并主张用“现代的抒情主义”来概括郁达夫的创作特色。[①b]锦明的《达夫的三时期》，用联系的观点，从艺术发展的角度把郁达夫的创作分为三个时期，既肯定郁达夫的“伟大”和他的作品的“无上的价值”，又指出他的“感伤极重”和“情感颓废”。[②b]钱杏村的《〈达夫代表作〉后序》，则运用唯物主义的观点和社会学的眼光，把郁达夫的思想创作发展分为三个时期，认为第一个时期主要描写“性的苦闷与故国的哀愁”，是“时代病的表现者”，第二个时期是“社会苦闷和经济苦闷的交流”，第三个时期则是“固有的苦闷渐渐的消失，让政治的苦闷替代了”；并对郁达夫在文学史上的地位给予高度评价，认为他是“中国新文坛上最有力量的分子的一个”。[③b]以上三人的观点对后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至今仍为郁达夫研究者广为引用。其他综合性的评论文章，还有陈文钊的《达夫代表作》、贺玉波的《论郁达夫作风的转变》、秀子（寇冰华）的《郁达夫的作品和思想》等，评价也都比较客观中肯。 不过，随着30年代初左翼文艺运动高潮的到来，郁达夫也遭到了社会各界的严厉的批评，其中尤以华汉（阳翰笙）和苏雪林的观点最为激烈。华汉的《中国新文艺运动》一文，用阶级分析的观点，认为郁达夫之所以“沉沦”、“悲观”、“消极”、“堕落”、“颓废”、“浪漫”，根本原因在于他是“没落的士绅阶级的最彻底最大胆的代言人”，郁达夫的全部作品，都“赤裸裸的反映了这一没落的士绅阶级的意识形态”。[④b]苏雪林的《郁达夫论》更是从内容到形式全面否定了郁达夫的创作，认为郁达夫是专事“赤裸裸描写色情和性的烦闷”的“颓废作家”，他的作品所一贯表现的思想，就是“所谓‘性欲’的问题”，而且“都带着强烈的病态，即所谓‘色情狂’的倾向者是”，甚至把它们归入卖淫文学”一途；并说“自我主义”、“感伤主义”、“颓废色彩”是构成郁达夫作品的“原素”，而三者正是“‘世纪病’所给予现代文人的一种歇私的里的病态”。对于郁达夫的艺术表现，苏雪林也提出了“不知注重结构”、“句法单调”、“人物的行动没有心理学上的根据”之类的批评。总之，一无是处，毫无价值可言。[⑤b]其他批评文章则大多集中于对单篇小说《迷羊》、《她是一个弱女子》的不满，如认为《迷羊》“脱离时代的特点”[⑥b]，艺术上也不成功，“完全丧失”了“作家的一切的魅力”[⑦b]；认为《她是一个弱女子》只是“蒙了一重社会问题的皮相”，大体上“依然是一部描写色情的作品”[⑧b]，等等。他们的这些批评，显然是偏激的，带有无产阶级文艺运动初期“左”的烙印。尤其是苏文，几近于个人攻击，离开从实际出发、实事求是的科学的批评态度甚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