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者散文的勃兴和蔚为大观，是70年代以后香港文坛上一个重要的文学现象。这类散文以学识为基础，表现对文化、对人生深刻的领悟，显示出民胞物与、有容乃大的情怀。它大大提高了香港散文的文化品位，并为香港文学赢得了很高的声誉。 所谓学者散文，指的是学者型作家创作的散文。余光中曾提出：“它包括抒情小品、幽默小品、游记、序文、书评、论文等等，尤以融合情趣、智慧和学问的文章为主。它反映一个有深厚的文化背景的心灵，往往令读者心旷神怡，既羡且敬”（《剪掉散文的辫子》）。这一界定揭示出了学者散文的深厚内涵。学者散文的写作者主要是学者，一些非从事学术研究但具有相当造诣者也能写出优秀的学者散文。同样，学者写的散文并非都能归入此类。正如余光中所说，“这种散文，功力深厚，且为性格、修养和才情的自然流露，完全无法作伪。学得不到家，往往沦幽默为滑稽，讽刺为骂街，博学为炫耀。”因此，学者散文是作者学养、机智、才情和辞采的完美融合，它汇感性和知性、情趣和理趣于一炉，具有很高的审美价值和文化品位。 学者散文是中国现代散文的重要分支。胡适、周作人、朱自清、徐志摩、林语堂、梁实秋、沈从文、梁遇春、王力、钱钟书等著名作家创作了大量优秀的学者散文，从而使学者散文在现代文学中大放异彩。香港学者散文秉承了“五四”以来学者散文的流风余绪，并加以发扬光大，形成了自己的特色。这与香港特定的人文社会环境有着密切的关系。作为国际性大都会，香港处于中西文化的交汇点上，它吸引着世界各地众多的华人学者作家。70年代以来，思果、曾敏之、余光中、金耀基、陈之藩、刘绍铭、董桥、梁锡华、陈耀南、小思、黄国彬、黄维梁等学者型作家纷纷来到港岛。他们虽有的短期停留，有的久居于此，但无例外的是，他们在工作之余都挥洒七彩健笔，写下了许多隽篇佳构，成为学者散文中的佼佼者。 香港学者散文作家群有着深厚的中西文化背景。他们从小受到中国传统文化和古典文学的熏陶，基本上都在中国完成高等教育，尔后负芨欧美，在西方文化的洗礼中获得更高学历。丰富的人文知识的积累使他们洞悉世事人情，对中国的历史文化乃至整个人类文明有一种深切的终极关怀。因此，香港学者散文最鲜明的特色就是具有浓重的书卷气。这不仅仅指作品的知识容量大，更重要的是指作品显示出浓重的文化人气质。它具体表现为旁征博引，学贯中西，探幽究微，知识密集，内涵丰富。梁锡华的散文很具代表性。梁锡华是中西学问皆好的名学者，当代少见的岭南才子。多年的学者生涯和丰富的人生阅历，使他的散文学识广博，学问稠密，古今中外的典故资料、人文风习、历史时事，无不汇罗笔下。其书卷气之重，直追梁实秋、钱钟书诸人。董桥也是学者散文的重镇。他认为散文单单美丽是没有用的，最重要的是内容，而这内容则是学、识、情的统一。他说：“散文须学、须识、须情，合之乃得Alfred North Whitehead所谓‘深远如哲学之天地，高华如艺术之境界’。”（《这一代的事·自序》）他的散文题材广泛，纵横捭阖，酒脱不羁，才思泉涌，表现出儒雅的文化精神和热烈的中国情怀。黄维梁则自称散文创作是其学术研究之外的“副产品”，他的散文作品依然跃动着文化人的灵魂，《大学小品》、《我的副产品》等散文集清晰地凸现出他的学术素养、思想深度，写出了治学的阅历、读书的趣味和丰富的人生体验。 这种多学识、富理趣、重知性、不卖弄的特点在其它学者散文中同样存在。曾敏之是一位学识渊博的老作家。他的散文内容丰富，政治、经济、文化、历史掌故、艺林轶事包罗万象。其散文集《望云海》中有不少篇章纵横古今，洞幽烛微，探寻文史长廊中的珠贝，在历史与现实之间注入自己的爱憎感情，文笔沉郁顿挫，摇曳多姿。余光中七、八十年代曾在香港中文大学任教十余年，他有不少脍炙人口的散文名篇便写于港岛，如《高速的联想》、《催魂铃》、《春来半岛》、《山缘》、《鸡同鸭讲》等都堪称学者散文的典范之作。《催魂铃》从电话的发明人写起，写到王维的辋川别墅，写到阿根廷的邮差，写到《世说新语》，写到《雅舍小品》，一直写到科幻著作《二○○一年》，其中又穿插不少古典诗词，上下古今纵横驰骋，知识容量极为丰富，充分显示了作者广博的学识和横溢的才气。 丰富的知识容量和勃现于字里行间的文化人的气质，使香港学者散文一出现便产生了广泛的影响。但如果仅止于此，它的价值是有限的。学者散文作家群由此出发，将笔墨酒向文化和人生的各个层面。于是，我们看到香港学者散文在旁征博引、探幽究微的同时闪耀着智慧的火花，富有思想深度，显示出睿智的特点。思果的散文集《沙田随想》、《香港之秋》纵论社会，畅谈人生，目光深邃，文笔酒脱，颇具睿智。《五十肩》以自潮笔法写老年人生理上的种种变化，在散漫不经意的笔墨中描绘了一幅老年衰残景象，以貌似悲观的语调表现达观情怀，写出了一个智者的风范。《抛》写丢弃许多身外之物的事。从儿童到成年再到老年，人不断地收集东西，而后又不断地抛弃，直到离开这世界时彻底抛弃所有的身外之物，这不断的轮回反复，正从一个侧面勾勒了人生历程。思果语带苍凉地写出现代人的悲哀。朱立的《同情韩愈》写自己不同的年龄阶段对韩愈《祭十二郎文》的不同感受，曾嘲笑韩愈“年未四十，而视茫茫，发苍苍，齿牙动摇”，而今“文章学问没有老韩的一半好，身体状况却已有迎头赶上之势”，因而悲从中来，对老韩的遭遇有了深切的体认。写到结尾处，作者笔锋陡转，在另一层面与韩愈作对比，寓庄于谐，机趣横生，意味深长。梁锡华的《漫语慢蜗牛》对人们习见的蜗牛进行新的描绘和阐释。在他睿智的目光洞照下，一向为人所厌恶的蜗牛被赋予新的生命意义。蜗牛“谦卑自牧”，“你看它们行进的步伐：慢，不错，但谁及它们稳重？它们两对触角作先锋探路，遇物必缩。你说它们畏这畏那么？非也。它们其实是步步为营，却又锲而不舍。缩，是的，但绝非一缩永缩，而是缩后必伸……它们在前进的道上，即使遇阻遇挫，还是一分分、一寸寸地力爬。”作品对这种蜗牛精神大加礼赞，其中蕴含着深邃的哲学意蕴。逯耀东的《坐进“糊涂斋”》则写出了现代人“处处无家处处家”的情怀，作者高屋建瓴地将我们民族的整个历史概括为“筑墙”到“拆墙”的历程。“筑墙”即是造万里长城，古代君王通过长城把人民围起来，封闭起来，而近代以后，生活在“墙”里的人们爬上城头走到“墙”外，走向现代化。作为一个史学家，逯耀东将历史与现实融合起来，使作品具有一种沉郁顿挫的历史厚重感。这种由学识而来的睿智在其他作家的作品中仍然存在。黄维梁的《大学小品》、刘创楚的《问题人生》、何秀煌的《人生小语》、董桥的《这一代的事》等都是感怀人生、寻找生命真谛的力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