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港及海外华文文学研究 一、一种背反：中国新文化形态的异质 1919年的“五四”运动，对于中国的政治和文化，无疑是一次划时代的革命。这一运动亦被称为新文化运动，它在一种广阔的背景下推动了1917年开始的文学革命。 文学革命的雄风对于当时的鲁迅的影响是巨大的。鲁迅在1918年5月的《新青年》上发表了几首诗，并发表了第一篇白话文小说《狂人日记》；1919年又发表了《孔乙己》和《药》。继鲁迅之后，叶绍钧、冰心、凌叔华、落华生等，相继发表了白话文小说，为“五四”新文化运动成功地作了文学造像。 然而，不要说是1917年的文学革命运动，就是声势浩大、影响广阔的“五四”运动，对于当时香港社会和香港文坛也是影响甚微的，甚至还带来了抵触。同期的文学工作者侣伦在《向水屋笔语》中回忆道： “新文化”是不受欢迎的。“五四”运动给予香港社会的影响，似乎只有“抵制日本货”的概念，“文学革命”这一面的意义，却没有能够在这个封建思想的坚强堡垒里面发生什么作用。那时候，头脑顽固的人不但反对白话文，简直也否定白话文是中国正统文字。 对于香港的这一段历史以及文学状况，研究香港史的罗香林教授把它称为隐逸派人士的怀古时期。其实，所谓的隐逸派人士，便是那些不满民国共和而避居香港的晚清遗老，他们“流连山海，吊古感怀，不觉形之篇集”[①]。怀古实际上是一种复古的观念，为了复古，便要反对新文化。这些晚清遗老一进入香港，便构成了香港知识分子阶层的一部分，他们一站出来提出复古，加上香港原有的旧文化势力，这就在相当程度上阻碍了新文化在香港的发展。 因而，在十九世纪至二十世纪之交，香港出现最多的还是消闲和娱乐的文学，没有多少现实意义。根据阿英（钱杏村）在《晚清文艺报刊述略》一书所载，香港最早的文艺期刊是在1907年1月出版的《小说世界》，以及同年底创刊的《新小说丛》。前者已经看不到了，我们只能凭阿英的介绍，知道该刊以发表小说为主，多为反帝反清的内容，诗词亦多宣传民族独立的意识。而后者则以翻译欧美小说为主，用的是浅白的文言，虽有沟通中西文化之意，但仍以吸收西方文化为主。该刊的创作小说只有寓居新加坡的邱菽园写的历史小说《两岁星》，叙述乾隆皇帝与安南王阮惠交往的事。邱菽园也发表文学批评文字，他在《客云庐小说话》中写道： 《水浒传》得自由意境，《西厢记》因果报范围，此两书在中国集部，可谓别开生面，不徒占小说界优胜地位也。西欧学术，尝称小说家及文字，实倾于美的方面，有同符焉……邱氏的文字接近于白话，在当时多少算是一种进步。然而，这种声音毕竟细弱、无力。当时香港的文化背景依然是旧文化、旧文学的大本营，文学期刊也多成为国粹派舞文弄墨的地盘，新文学和白话文是难以进入的。尤其是辛亥革命后，香港作为殖民政府下的一个商埠，它在大量吸收西方文化的同时，并没有建立起一种健康的文化，反而多了一个维护旧文化、诋毁新文化的场地。这种视旧文学为正统、为国粹的现象，在当时整个中国的新文化运动中，显然是一个不和谐的音调，形成了一种背反。 这种背反后来集中反映在《文学研究录》杂志第4期章行严写的《新旧思潮与调和》这篇文章里。在章行严看来，白话文并不是什么新事物，它只不过加了个“的”字而已，去掉了“的”字，还不就是文言。章行严把白话文看得过于简单，而没有把白话文当作是贯彻新思想新观念的一种通俗易懂的文体。这种看法，对于后来处于新旧交替时期的香港文学界，多少产生了一些影响，形成了一种错误的观念：“以为把文言转换为白话文，把对话写成独立行列，便是新的形式，也就是新文艺。”[②] 《文学研究录》第8期发表了该刊主编罗五洲的一篇序言，反对提倡新文学，以为“白话横行，毁文者风靡，特痛文学之将亡”，从而表明“盖实痛文亡，而千古圣贤英哲所以修、齐、治、平之道，将与之俱亡也。”因此，罗五洲办刊物，是有“因文卫道之意”。这一观念，使得《文学研究录》成为了香港国粹派反对新思想、新文学和白话文的一个重要基地。在那里撰文的，还有林琴南、周瘦鹃、胡朴庵、郑孝胥等人。 “五四”运动后，旧文学之所以能够在香港支撑了那么些年，并与新文学形成了一种鲜明的背反，可以说有两个基本原因： 一是香港当时特殊的社会政治背景阻滞了新文化、新文学的进入。英据香港后，殖民政府以所谓的“间接统治”原则，在表面上装着不直接干预华人社会的样子，实则不择手段地摧毁华人文化。而为了达到毁坏新文化的目的，殖民当局本能地利用中国传统文化里的旧质和落后部分，去压制进步的、新生的新文化和新文学。 二是香港当时的殖民教育方式也阻滞了白话文的流行。如前所述，欧化教育只让学生学外文，家长们也希望孩子将来能找到一份“洋行”的工作，中文于是成为了“副科”；而国语方面，据平可回忆战前活跃在香港文坛的岑卓云当时上学的情况，岑卓云生于1912年，念小学时正是二十年代，但学校的课本只限于《论语》，《孟子》、《古文评注》，而作文题目仍是八股式的“论赌博之害”之类。 应该说，香港作为一个特殊的地区，它在新文学运动期间所表现出来的冷漠乃至抵触，造成了整个中国新文化背景中的一个不和谐音调，或是一种异质，其深层的历史原因和社会政治背景，是我们所必须注意到的。忽略了这一点，我们对于香港早期新文学的把握，就不可能是准确的。 二、城堡突围：新旧文学的并行和交替 在二十世纪初期的香港文坛，旧文学所处的正宗地位并未被新文学所代替。然而，“五四”新思潮和“五四”新文学所显示的时代新方向，所反映的历史新潮流，对于香港文坛的渗透，毕竟还是逐渐地产生了一些潜在影响，并且，开始吸引了一些作家和部分文学青年，去接受新文学的熏陶，开始尝试运用白话文写作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