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G640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0-4203(2018)09-0017-07 自英国伦敦外交政策中心2004年5月发表《北京共识:提供新模式》一文后,关于中国模式的研究逐渐成为国际社会科学的“显学”。这种背景下,国内外学术界也开始了大学中国模式的讨论。西方学者斯蒂芬·哈珀认为,“中国模式是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发展与改革历程中积累而成的一个特殊综合体”[1]。本文所讨论的“大学中国模式”,也特指改革开放四十年来中国大学在改革发展中所呈现出的独特发展理念、独特动力机制、独特制度安排和独特发展经验的综合体。 一、大学中国模式的逻辑要义 1.大学中国模式的历史逻辑 大学中国模式虽然是改革开放的产物,但是它的形成得益于我国深厚的历史积淀。西方学者认为,中国在1949年以后(特别是1978年以来)的进步显示,中国当代发展的动力根源主要植根于自己的历史,而非转向西方世界。[2]在很长一段时间里,我国学术界的“大学叙事”存在这样一种倾向,就是以西方现代大学或追溯西方大学源流为根基来建构大学的认知与想象。不可否认,我国现代高等教育是借鉴西方大学的产物,属于“后发外生型”的制度安排。但是我们必须看到,在引入西方大学制度的过程中,中国本土的学术文化传统虽然受到强烈冲击,但并没有被域外文明取代,而是通过与西方学术文化的对话和交融重新建立起自己的合法性,成功转型为现代文明的一部分。清末民初,许多有识之士都倾向于要将本土学术观念与域外制度安排相融合。梁启超曾经提出道德主体与知识主体不可二分的观点,用来修正西方科学主义的大学理念。章太炎讲道:“本国没有学说,自己没有心得,那种国,那种人,教育方法只得跟别人学。本国一向有学说,自己本来有心得,教育的路线自然不同。”[3]新文化运动兴起后,中国学术文化的主体性问题仍然是新制度建设者的重要关切,并以此贡献出了中国自己的现代大学叙事体系。蔡元培提出:“学者言其进化最高级为各具我性,次则各具个性。能保我性则所得于外国之思想言论学术,吸收而消化之,尽为‘我’之一部,而不为其所同化。”[4] 特别要提及的是,1949年以前中国共产党在延安等革命根据地建立了一套属于自己的高等教育制度,这种制度“基本没有受到西方大学价值观的影响,保持了革命传统和中国传统认识论的某些特征”[5]。新中国成立后最初选择了“苏联模式”作为大学现代性的替代性方案,但是高等教育的“延安道路”依然得到延续,在理论和实践中都存在着“大学的革命模式”。[6]大学的革命模式虽然在正规化、专业化方面存在不足,但其释放出的文化意义是巨大的,这可以说是中国高等教育建立文化自觉的一次大胆尝试。 综上所述,在近代中国引进域外大学文明的过程中,中国的学术传统并未退场,而是发挥了文化黏合剂作用,从而能够有效地将域外制度嵌入中国传统的社会结构中。“延安道路”所表达出的大学叙事在客观上起到了消解西方现代性文化霸权的作用,从而使中国大学的现代转向始终保持自身的特色。正如西方学者所言:“中国模式具有自身的特点,那就是今天的改革还在延续过去社会主义革命的传统,坚持社会主义理想和走独立自主发展道路。虽然这一传统有所弱化,但是其仍是形塑中国模式的主要力量。”[7] 2.大学中国模式的理论逻辑 (1)多元现代性理论。 多元现代性理论是一种新的现代性理论,其核心观点是反对西方中心主义现代性的同质化倾向,认为现代性的实现可以有多种路径。多元现代性理论“一方面强调现代性作为一种独特文明的特殊性,另一方面强调其中的具体制度和文化模式具有巨大的可变性和易变性”[8]。多元现代性理论对单一现代性的普世主义进行了批判,反对将欧洲的文明、历史和知识作为普遍的文明、历史和知识投射给别人。[9]多元现代性的学者认为,现代性的终结只是针对西方而言,东亚及世界其他地区正在追求他们自己民族文明的现代性。[10] 按照多元现代性的观点,单一现代性的大学想象和发展逻辑,表面上提倡的是客观、公正、文明、进步、民主、自由等普世价值,但其背后则隐藏着西方大学的文化霸权与话语暴力。多元现代性的这种对西方大学话语体系及权威的挑战,对于我们深刻理解大学中国模式的历史必然性具有重要理论意义。正如奈斯比特在《中国大趋势》一书中所言:“中国正创造一个和西方现代民主相对立、适合中国历史与社会的政治模式,就如同美国在两百多年前,创造了其历史与社会的一个模式。”[11] (2)高等教育生态学理论。 英国剑桥大学前副校长阿什比在20世纪60年代提出了高等教育生态学理论。这一理论的基本观点是:大学发展与生物进化类似,任何类型的大学都是遗传和环境双重作用的产物;大学中一些新的形态出现,都要经过更新或杂交的过程,当一种基因进入新的环境时,形态就会发生变化。[12]阿什比研究发现:19世纪后随着自然科学进入大学,英、法、德等国家的大学虽然还保持部分共同理想,但它们都根据所处社会环境调整了自己的模式,形成了各自民族的特色。[13]阿什比还发现:英国在向殖民地国家移植大学模式后都会发生不同程度的变形,原因在于英国大学的种子与输入国的社会土壤不相匹配。据此他提出大学必须满足两个生存条件,一是要保留原有大学的传统,二是必须适应自己所处的社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