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伟大的现代文学家、思想家鲁迅，他的文学活动是于本世纪初在日本开始的：1903、1908年在留日学生刊物《浙江潮》、《河南》上先后发表了《说铂》、《人之历史》、《科学史教篇》、《文化偏至论》、《摩罗诗力说》、《破恶声论》等六篇论文。他在其中一篇文章中引人注目地引述了德国思想家尼采的一段话：“吾行太远，孑然失其侣，……吾见放于父母之邦矣。”[①]这是一个不祥的预感，似乎预告了鲁迅一生的命运，以及他在中国现代文学史、思想史上的历史地位（与处境）：他永远是一个孤独的思想先行者。 这乃是因为在现代中国所提出的一系列重大思想、文化命题上，鲁迅都有着完全独立的思考，作出了自己的独特的回应，他绝不是人们通常所形容的“时代的弄潮儿”（在这一点上存在着可悲的误解），他的见解往往是不合潮流的，看似落后（因此左翼青年讽刺他是“时代的落伍者”不是毫无根据的），却常常被以后的历史发展证明是具有预见性的。正是这种“思想的超前”使鲁迅付出了极大的代价。 （一） 自从上一世纪中叶西方世界打开了“闭关自守”的中国的大门以来，如何看待西方文化，及其对中国文化，以至中国社会的冲击与影响，一直是困扰着中国知识分子的思想（文化）难题，由此而展开的种种争论甚至延续到了世纪末的今天，可以说这是一个世纪性的论题，它直接关系到中国现代化（或称近代化，下同）道路的选择，以及对中国现代化历史进程的评价。困难（困惑）之处正在于，与历史上曾经有过的中外文化交流不同，西方文化（文明）是作为帝国主义侵略大炮的伴随物强制输入的，它所引起的中国文化、社会的变化具有两重性：既促进了中国封建社会的解体，又使中国迅速沦入半殖民地的悲惨地位；既对中国封建文化产生了巨大冲击，又具有明显的文化侵略的性质。这就使得中国知识分子在西方文化面前，不能不时时感到一种压抑，以至屈辱，不能不时时对西方文化的输入、冲击的“后果”产生种种忧虑：担心传统文化的失落，自身文化独立性的丧失，等等。由于中国传统文化的悠久与深厚，使得中国知识分子的这种忧虑与担心似乎比其他东方国家更为强烈：在他们的潜意识里，或许始终没有摆脱传统的“中华中心主义”的诱惑。 鲁迅也正是从这里——对传统的“中华中心主义”的批判性审视开始他的独立思考，他在《文化偏至论》一开头就对中国与外国文化的关系作了一番历史的考察：据说“昔者帝轩辕氏之戡蚩尤而定居于华土”，由于周围的小部落“无一足为中国法”，所以文化的形成与发展，“咸出于己而无取乎人”；“降及周秦，西方有希腊罗马起，艺文思理，灿然可观，顾以道路之艰，波涛之恶，交通梗塞，未能择其善者以为师资”；“洎元明时，虽有一二景教父师，以教理暨历算质学于中国，而其道非盛”：由于中国长期处于“屹然出中央而无较雠”的地位，就自然产生了“益自尊大，宝自有而傲睨万物”的所谓“中央大国”心态，也即我们所说的“中华中心主义”。在鲁迅看来，这“固人情所宜然”，却是隐含着一种民族文化的危机：“唯无较雠故，则宴安日久，苓落以胎，迫拶不来，上征亦辍，使人苶，使人屯，其极为见善而不思式”。正是上世纪中叶以来西方文化的冲击，使这种潜在的危机变成了现实：“有新国林起于西，以其殊异之方术来向，一施吹拂，块然踣傹，人心始自危。”[②]——人们很容易就注意到，鲁迅的上述历史考察中，西方文化并没有被蔑视为“蛮荒文化”，也没有被简单地看作是绝对优于中国传统文化的“先进文化”（尽管这两种看法在当时以及以后很长时间在中国都是很流行的观点），鲁迅强调，西方文化（从希腊罗马到二十世纪）是一种有自己的“灿然可观”的历史与特点的，与中国（以及东方）文化“殊异”的异质文化，也就必然具有为本民族文化所没有的，足“为师资”的“善者”即特殊优异处（价值）。这样，鲁迅就从根本上走出了中华中心主义的、封闭、独断的传统思路，而建立了开放、多元的世界（全球）文化的新眼光、新视野。鲁迅由此而引申出一个极为重要的结论：“欲扬宗邦之真大，首在审己，亦必知人，比较既周，爰生自觉。”[③]这就是说，只有在正确的“知人”，也即与“异质文化”的“比较”中，才能客观的“审己”，科学地把握（与发扬）自己之“真大”（真正价值），正视（与克服）自己之不足，从而产生一种文化（对本土文化与异国文化）自觉——从下文即可知，“自觉”是鲁迅的一个基本概念；所谓“自觉”，就是克服盲目性。在鲁迅看来，当务之急就是要打破“中华中心主义”，它赋予中国传统文化以一种“至高、至上、至善、至美”的神圣灵光，从而产生盲目的民族自大，鲁迅以为这才是真正的民族文化危机之所在。这正是表现了他对中国的国情、国民性、民族文化痼疾的深刻认识与清醒正视，直到今天仍不失其意义。也正是从这一基本警惕与批判立场出发，鲁迅认为，前述西方文化的侵略性强行输入，在造成了中国本土文化的危机的同时，也为古老的传统文化的更新提供了新的生机：异质文化的输入，正可以作为全新的参照系统，以便在“比较”中打破传统文化的至高、至上、至善、至美性的神话，进而产生变革的自觉，变被动为主动。鲁迅十分珍惜这一以民族屈辱的形式出现的难遇的历史机会，几乎是集中了自己一生的精力，一再地大声疾呼，要“放开度量，大胆地，无畏地”将西方文化“尽量地吸收”，[④]在“比较”中不断破除将传统“古董化”（神圣化与凝固化）”的“瞒”和“骗”的迷梦。正像我在另一篇文章中所指出的那样，“鲁迅只是选择了在‘现在’的具体时空下，历史所要做的事，他没有，也绝不会奢求自己对中国历史与传统作全面而无偏至的超时空的，具有永恒意义的判断（按照他的哲学，所谓‘全面’、‘永恒’本身就是可疑的），因而他也不会封闭了自己的意见而自诩终极圆满，他只不过不愿向现在交了白卷而做属于未来的事而已。但也正因为他以自觉的‘中间物’意识作出了这样的选择，他也就在中国现代思想文化史上取得了自己应有的，别人所不能替代的，独特的地位和价值：在‘传统文化的现代转化’的历史过程中，鲁迅（也许包括他的同时代人）是一个不可缺少的中介，一个对中国传统文化的弊端（核心是专制主义的文化）的否定环节，而缺少了这样的历史的否定环节，传统文化的继承与发扬是根本谈不上的。”[⑤]但鲁迅却为他的这一独特而深谋远虑的选择，受到国人的无情惩罚：无论是生前或身后（甚至直到今天）都有人或明或暗地将鲁迅视为“民族文化的罪人”。而鲁迅的立场却始终坚定：“我相信自己的主张，绝不是‘受了帝国主义者的指使’，要诱中国人做奴才；而满口爱国，满口国粹，也于实际上的做奴才并无妨碍。”[⑥]鲁迅因此提醒人们要警惕在“爱国者”中羼入的“爱亡国者”，[⑦]以及那些“希望中国永是一个大古董以供他们赏鉴”的别有用心的外国“友人”[⑧]——这一警告至今也还没有过时。 作为一个真正深刻的（而非肤浅、庸俗的）东方国家的思想家（与文学家），鲁迅当然有自己的民族立场，在他号召他的国人向西方学习时，当然不会忽视输入西方文化时所先天具有的不平等性；因此，他在本世纪初所写的第一批论文里，在肯定以武力侵入中国的西方文明自有其“殊异”之处的同时，也否定了“胜负所判，即文野之由分”的说法，[⑨]尽管鲁迅这一时期也接受了“进化论”，但他自有独特见解，[⑩]如前所述，他并没有像当时（及以后）有些思想家那样，将强盛的西方国家的文化绝对“先进化”。相反，他却发出了这样的号召：要坚决反对那些“兽性的爱国者”，他们“生于强大之邦，势力盛强，咸足以凌天下，则孤尊自国，蔑视异方，执进化留良之言，攻小弱以逞欲，非混一寰宇，异种悉为其臣仆不慊也。”[(11)]鲁迅这里的批判锋芒自然首先是指向那些西方帝国主义者的，再鲜明不过地表现了他的民族主义、爱国主义的立场。但也是指向一切试图将自己一国的文化绝对化、进而“混一寰宇”的文化独断主义和霸权主义的，在一定意义上可以看作是鲁迅对未来终会强盛起来的中国的一个“预先警告”。他深深地忧虑深植于中国传统文化中的“中华中心主义”的死灰复燃。而在生活于世纪末的我们后人看来，这恐怕绝非鲁迅的“杞人忧天”。不过这毕竟是后话。在本世纪初，对于处在弱势地位的中国国人，鲁迅主要号召他们“且置古事不道，别求新声于异邦”，以西方“立意在反抗，指归在动作”的摩罗精神，反抗西方强权，“为独立自由人道”而战。[(12)]值得注意的是鲁迅的以下观点：“尼佉（今译尼采——引者注）欲自强，而并颂强者；此则亦欲自强，而力抗强者。”[(13)]这里，“颂强者”的西方强权逻辑与“力抗强者”的被压迫民族的反抗哲学的界限是泾渭分明的。但更有意义的却是鲁迅的如下思路：为了“自强”必须先学习西方。在以后的有关文章里，鲁迅把他的这一思想表露得更为清晰：只有把“自欺欺人的假面全部撕掉”，“屈尊学学枪击我们的洋鬼子，这才可望有新的希望的萌芽”；[(14)]“即使那老师是我们的仇敌罢，我们也应该向他学习。”[(15)]鲁迅的这一选择，是充分理智的。两人（两国）相抗，弱者一方，只有将对方一切强过自己的长处全部学到手，并在与对方的较量、比较中充分认识与发挥自己胜于对方的长处，从而在根本上剥夺对方的强势，使己方由弱势转为强势；如果只顾逞一时之意气，因不堪屈辱而拒绝向对方学习，甚至不承认彼强我弱的现实，进而自欺欺人地将自己的病疾也当作“艳若桃花”的“国粹”供奉起来，[(16)]那就只能将彼此的距离越拉越大，最后自取灭亡。在人类历史上并不缺乏这样的先例。鲁迅这种忍辱负重、咬着牙向西方入侵者学习（几十年后他又以同样的精神号召国人向日本入侵者学习）的立场与态度，表明他不愧为真正的民族主义者。在他的这一选择中显示了强大的民族自信力。正像他自己所说的那样，当人们“具有不至于为异族奴隶的自信心，或者竟毫未想到，凡取用外来事物的时候，就如将彼俘来一样，自由驱使，绝不介怀。一到衰弊陵夷之际，神经可就衰弱过敏了，每遇外国东西，便觉得仿佛彼来俘我一样，推拒，惶恐，退缩，逃避，抖成一团，又必想一番道理来掩饰，而国粹遂成为孱王和孱奴的宝贝。”[(17)]那些借口东西方交往中不平等的存在，而拒绝向西方学习的“爱国者”，不仅是幼稚，更是表现了一种内在的怯弱，极度的自尊正隐藏着极度的自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