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迅的出现[①]，是中国二十世纪的重要事件。这首先因为，在中国的思想家和人物谱系中，从此有了一种独异的思想和生命类型。它自成品格，很难类比，很难归类。一些有关他的流行术语其实难以自圆其说地界定其个性。[②]在现代人物中，很少人像他那样复杂，那样容易引起歧义，那样同时而且长期地拥有完全相反的评价。比如，有人称他为民族魂，也有人把他划为全盘西化派；有人责之冷峻苛酷，另有人感慨他富于宗教慈怀；有人说他世故老辣，有人却惊叹他有孩子的天真；有人视之为不恤牺牲的盗火者，甚至背十字架者，有人却把他归于“现代逍遥”……[③] 人们已经用了太多的话语来评说他。鲁迅所以是一个不尽的言说对象，不在其学问之深和别的什么之大，而正是在于其思想和生命类型的别具一格，在于这个对象本身的复杂多义性。 六十年前，随着心脏停止跳动，鲁迅太早地休止了思想。至今人们为之遗憾。其实他生前并非谦词地表达过这样的消息：他的话已经说完。鲁迅不会矫情作态，我们有太多的理由相信他说的是真话。当然他在离开这个世界之前也自语过时间不多了，要赶紧做之类的话。我们有同样多的理由相信这也是真话。但我们不妨把前者理解为思想和生命类型的原创，而将后者理解为思想践履或生命的显现过程。作为一个实践者，他固然有永远操作不完的事业，但作为一个思想家，尤其是作为一个人生之路的探索者，他确然早已说出了鲁迅之为鲁迅的话，完成了他最富原创性的自我生命雕塑。 六十年了，而且世纪末了，我们奠祭鲁迅。奠祭当然意味着认同。能构成奠祭和认同对象的，只能是灵魂。 奠祭和认同是一种交流，是一种感应。现在的问题是，我们奠祭与认同什么？与什么交流和感应？ 任何英哲或伟人都是一个在造化所给予的特定环境中的能动的造型。每个人都是一个宇宙，不可摹写，不可复制。伟人的行迹之于后人，只有在稀薄了的意义上才有积极的消化结果。可是，众所周知，泥于其形迹，曾经长期是人们关于鲁迅的话语方式和“学习”方式，于是就有关于历史公案的无休无止的是非证明，和蔚然成风的“投枪匕首”、“横眉冷对”、“讽刺与幽默”，而多少把一颗内隐于其中的本来就孤独的沉重的灵魂凉在一旁。 同样的情形也发生在不同样的人们那里，所异之处是在不同的人们那里有着不同的价值判词。被称为“海外新儒家”而本人不以为然的余英时先生曾经不无典型性地訾议鲁迅：“不但反对中国的传统，也反对西方的东西”，“他没有一个积极的信仰，他要代表什么，他要中国怎么样，他从来没有说过，尽是骂这个骂那个的。”[④]余先生的措词虽是不客气了一些，却也符合一般俗众对于鲁迅的感觉，并且这种感觉并不见得就是没有根据；他要求鲁迅有一个确定性的选择也属常情，这恐怕也是为数不少的人士的意见。 问题在于，这类的意识虽不无事实，虽不背常情，但就此为止却是肤浅的。近年来，这样的议论越来越成为一种时髦。然而，它越是流行就越是叫人思考这样一个问题：中国是一个长于“得意忘象”之思维功夫的民族，但对于鲁迅，人们为什么似乎多容易“执其象而忽其意”？这是因为彼此历史间距太近，还是因为鲁迅行得太远，太独异，或者兼而有之呢？ 照理说，余先生应该是可以超于这种俗见的，因为他是思想者。思想的要义原在于反思。他满可以对自己的思维参照系的可靠性作一种推敲。比如，即便所指陈的全是事实，为什么不能既“反对中国的传统”，同时“也反对西方的东西”？为什么不可以有超于“中国传统”和“西方的东西”的其它思考与选择？一个人为什么一定要“代表”什么说话？一个思想家为什么不可以只有“思”而非要越俎代庖地为国家社稷设计方略？难道在中国现代史上，不究病理的结论和无谓药方不嫌多了一些吗？鲁迅“骂这个骂那个”，就算是“骂”吧，其中有没有执着的价值凭依与精神追寻？如果有，那不是信仰又是什么呢？信仰必定是一种确指吗？如果没有，只是一种“高度的非理性”[⑤]的心理病态，那病态之中又是一副怎样撕裂着的灵魂？其中的机制怎样？余先生研究思想史，也有过较出色的知识分子研究，而且学贯中西，完全可以对鲁迅这样一个奇怪的现象用思想史的语言作一种比较性批判，然而他打住了，跟有些深刻的新儒家前辈（比如牟宗三）一样，对于鲁迅，留下的多是一些皮相之论。这是很可惜的。 我们生活在“科学的时代”，对于鲁迅的“奇谲”或“怪异”，十多年来，学者们已经做了不少心理学、社会学、文化学等“科学”的剖析或研究，从而拓展了理解鲁迅的空间。然而过分地信任这种剖析，也是有问题的。从深处说，“科学研究”对人文观察的“边际效用”是值得研究和推敲的。知识或科学固然可以是窥探灵魂的阶梯，但是，倘不同时伴以窥探者良知之光的烛照，那就不过“阶梯”而已，不能成为沟通灵魂之具。知识之维在灵魂之门前往往“此路不通”；从根本处讲，灵魂必须用灵魂交流。没有生命体验的置入，我们无法面对鲁迅。 这是与鲁迅对话的真正难点所在。（比较而言，当代新儒家是较具条件沟通的，因为其中的精英人物忧患的并且用全幅生命去承当的，正是所谓“人文精神的重建”。但某些历史的“情结”妨碍了他们设身处地置入。）这就是我们虽有“得意忘象”之智慧，“科学”研究之方法，甚至真诚的人文情怀，却捕捉不到鲁迅的原因所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