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言情小说是民国通俗小说的一个重要门类，它发端于本世纪初中国现代都市形成发展之时。至二十年代中后期，虽然北方创作仍较沉寂，但在南方尤其是以上海为中心的江浙一带，却形成了空前繁荣的局面，曾经产生了包天笑、张春帆、李涵秋、毕倚虹等一批著名作家。 然而到了1929年，这种南盛北衰的格局却发生了变化。此时身居北京的张恨水悄悄将一部《啼笑因缘》送到上海，甫一面世，便石破天惊；翌年，刘云若的长篇处女作《春风回梦记》在天津一炮打响，旋即风靡全国。 张恨水与刘云若的出现，为北方文坛带来了生机，同时也标志着民国社会言情小说创作的重心已由南方转向北方。在此后的十余年间，南派社会言情小说虽不乏其作，但却反响平平，佳构难觅。直至1941年初，上海《申报》上一部小说的连载，方才使南方文坛重现转机，终于有了一部能与张恨水、刘云若等北派名家相抗衡的佳作。此书便是当年颇为轰动，至今仍被出版界看好的《秋海棠》，而其作者则是我国现代著名作家、翻译家秦瘦鸥先生。 上篇：秦瘦鸥的生平与创作 秦瘦鸥原名秦浩，曾以刘白帆、万千、宁远、陈新等笔名发表作品。1908年6月28日出生于上海嘉定县，自幼饱读诗书，古典文学根基极好，同时受祖父影响，酷爱昆曲、京剧等戏曲艺术。年稍长，又与故乡草台班戏曲艺人多有往来，深谙个中三味。 学生时代，秦氏曾有过经商之念，因此先后于上海澄衷中学商科、中华职业学校商科、上海商科大学等校攻读经济学七八年。他后来回忆起这段时光，曾说“在念中学和大学期间，戏瘾愈大，昆曲、话剧、电影，及至芭蕾舞剧等，有机会都要看，以致大大影响了我的学业，几乎每年都有一二门主课不及格，必须再补考一次，才能勉强过关。”毕业后，曾在工矿、铁道部门任职，但由于自幼喜好文学，又曾博览大量中外名著，故对写作兴趣日浓。在未出校门时，他便在《时事新报》学作记者，后又经友人之荐，先后任《大英晚报》《译报》《新闻报》等报刊记者、编辑、主笔等职，并兼任上海持志学院中文系、大夏大学文学院讲师，专授中国古典文学。工作之余，除从事文学创作与翻译外，仍醉心于戏曲艺术，结交了许多戏曲界朋友。 从目前所掌握资料看，他从事文学创作时间颇早，自1926年起就在上海《福尔摩斯报》等报刊发表作品，其时不过18岁。翌年，他便在当时全国影响最大的大报《申报》副刊“自由谈”、《新闻报》副刊“快活林”上发表短篇小说或散文随笔，同时于《时事新报》副刊“青光”上连载长篇社会言情小说《孽海涛》，这时他已使用了“秦瘦鸥”之笔名。但这个名字引起人们注意，则是在三十年代他翻译了德龄的《御香缥缈录》之后。 该书作者德龄为满族人，十余岁便负芨巴黎，精通英法两国文字。归国后曾入清宫两年，充任慈禧舌人（翻译），故对晚清宫内秘闻多有掌握。辛亥革命后，她在上海与当时美国驻沪领事馆副领事怀德结为伉俪，几年后随夫返美专事英文写作，所述内容均为晚清宫闱琐事，《御香缥缈录》即是其中之一。此书于1933年初由美国纽约陶德·曼图书公司出版，不久，秦之好友倪哲存便从美国邮寄一本给他。秦氏在猎奇心理的驱使下，便着手翻译，并通过周瘦鹃之荐，于1934年4月中旬起，连载于《申报》副刊《春秋》版上。在翻译过程中，秦氏发现德龄由于不谙晚清历史，误笔甚多，于是他便依据《清史稿》、《慈禧传信录》等数十种旧书，进行校订，以期对原著进行缀补和弥缝。由于该书所述均为清宫轶闻琐事的亲闻录，故而在当时颇受读者欢迎，连载甫毕，即由《申报》馆印行单行本，再版七八次，累计印数超过五万册。此后，秦氏又用这个办法改译了德龄的《瀛台泣血记》。除以上两书外，秦氏还翻译了《茶花女》、《华雷斯探案》（九本）等域外小说。 虽然外国文学的翻译使秦氏载誉文坛，颇获好评，但真正使他声名雀起，名播遐迩，则是在1941年他创作了长篇社会言情小说《秋海棠》之后。此书在当时引起的轰动，可以说是在张恨水《啼笑因缘》之后十年间罕见的盛况，对此下文将有详述。继《秋海棠》之后，秦氏又写出了长篇小说《危城记》。但因《秋海棠》珠玉在前，此书终难望其项背，故而反响甚微。抗战爆发，他作为重庆《新民报》老作者，写了大量杂文随笔，谴责日寇行径，并参加了发起于桂林、重庆等地的全国文艺界抗敌后援会。 新中国成立后，秦瘦鸥参加了中国作家协会上海分会，并受政府指派到香港工作，担任香港《文汇报》副刊组组长、集文出版社总编辑。五十年代末返回上海，历任上海文化出版社编辑室主任、上海文艺出版社编审、出版文献资料编辑所编辑等职。这期间，他写的以手工业工人为题材的中篇小说《刘瞎子开眼》于1951年在《新民晚报》连载后，翌年由新文化书局出版单行本。接着，反映劳动人民同封建把头斗争的《患难夫妻》、宣传新婚姻法的《婚姻大事》以及描写治淮工程的《江淮稻粱记》等电影剧本相继问世。其中前二部曾由上海惠昌公司电影部拍成故事片在全国上映。此外，他还写了大量笔记类文章，在上海、香港等地报刊发表。如1960年在香港《大公报》以宁远笔名发表的《关于鸳鸯蝴蝶派》一文，由于秉公而论，褒贬得当，受到人们关注。此后，又于1961年至1962年间，于该报连载读书札记《小说新话》；于1964年至1966年间在香港《文汇报》连载《晨读杂记》，并均有单行本面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