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诗创作，始于“五四”文学革命。首先提倡并创作新诗的，是文学革命倡导者之一的胡适。他在1917年1月《新青年》上发表《文学改良刍议》提倡白话文后，紧接着在次月的《新青年》上发表了《白话诗八首》，较之用白话创作的小说和戏剧作品为早，因此胡适的诗歌创作在新文学发展史上占着重要地位。 在胡适的带动下，“五四”时期《新青年》上出现了一批新诗人，他们共同披荆斩棘，开拓新诗这块园地。据文学革命初期新诗之最完备的选集、1920年出版的《分类白话诗选》统计，共收署名诗作者69人，未署名作者16人。其中胡适的诗作最多，达37首，其次是康白情17首，沈尹默、玄庐各15首，刘半农12首。再加上《分类白话诗选》未收入而同年出版的《新诗集》收入的诗作者16人，则1917—1919年出现在主要杂志、主要报纸上的新诗作者达百余人。这在当时，是一个相当大的作者群了。 1920年3月中国的第一部个人新诗集——胡适的《尝试集》出版，钱玄同为之作序，称《尝试集》的确“当得起‘新文学’这个名词”，标识新诗的试验在文学界获得了承认。1920年4月到1921年1月，《时事新报》、《神州日报》等曾对《尝试集》的得失进行热烈的讨论，胡怀琛编的《“尝试集”的批评与讨论》收录了这次讨论的资料。后来《尝试集》再版时，任叔永、陈莎菲、鲁迅、周作人、俞平伯等先后替他删诗[①]，可见当时已引起广泛的注意。当然也有人加以否定，如胡先骕《评尝试集》云：“胡君之尝试集死文学也，以其必死必朽也，不以其用活文字之故，而遂得不死不朽也”，“无论以古今中外何种眼光观之，其形式精神，皆无可取”[②]。也有激进者对“五四”时期的诗坛采取否定的态度，认为“诗的王宫”内外遍地都生了野草，感到可悲可痛，并认为《尝试集》“本来没有一首是诗”，康白情的诗“是把演说词分成行子”，俞平伯的《冬夜》“不是诗”，周作人的诗也不能说是诗，宗白华的诗“不过把概念与概念联络起来”，而冰心的诗“不过善于把一些高尚的抽象的文字集拢来罢了”[③]。尽管有各种不同的批评，但新诗在文学革命中的地位是不可动摇的，更是抹煞不了的。正如陈子展在《最近三十年中国文学史》中所说的：“《尝试集》的真价值，不在建立新诗的轨范，不在与人以陶醉于其欣赏里的快感，而在与人以放胆创作的勇气。”所以新诗的试验反而更自觉，写诗的人也越来越多了，以致章士钊讥之为“诗家成林，作品满街”。 “五四”时期的新诗经过近十年的生长和发展，形成了不同的流派。陈子展认为，新诗的问题，似已不在内容，而在形式，新诗人的努力几乎全在各种形式的尝试。因此他从诗歌形式上将十年来的新诗分成四个流派。第一是形式上开始打破旧诗的规律，仍未脱尽旧诗音节和意境的，开山第一人为胡适，《尝试集》可为这种诗的代表。其他如刘大白、刘复、俞平伯、田汉等。第二是无韵诗或自由诗。如康白情的《草儿》，其他如徐玉诺、汪静之、焦菊隐、赵景深、李金发等。第三种是小诗，如冰心的《繁星》、《春水》，其他如宗白华、梁宗岱等。第四是西洋体诗。郭沫若《女神》算是先导，比较接近于成功的是徐志摩的《志摩的诗》，其他如闻一多、刘梦苇、饶孟侃、朱湘、于庾虞、蹇先艾等[④]。这种仅从形式上来划分诗歌流派的作法未必恰当，他忽视了作者的不同创作方法和不同倾向。 朱自清在《中国新文学大系·诗集·导言》中说：“若要强立名目，这十年来的诗坛不妨分为三派：自由派，格律诗派，象征诗派。”自由诗派包括胡适、沈尹默、康白情、周启明、鲁迅、俞平伯、湖畔四诗人、冰心、宗白华及郭沫若等。格律诗派包括闻一多、徐志摩、朱湘、饶孟侃等。象征诗派包括李金发、王独清、穆木天、冯乃超、戴望舒、姚蓬子等。这种划分诗歌流派的方法，虽未尽如人意，仍有欠科学之处，但比较重视从新诗的内在特质来区别其流派了，不乏可取之处。 无论是陈子展或朱自清，他们在论及新诗流派时有一个共同特点，就是都把胡适作为一个流派的主要代表诗人来评价。其实早在他们之前，在20年代初期，诗坛上已承认有胡适诗派了，如胡怀琛的论文标题就有“胡适之派新诗”的称呼[⑤]。人们把当时争学胡适白话诗的作品称为“胡适体”。胡适个人也曾在1924年序其侄儿胡思永的诗时说过：“如果新诗中真有胡适之派，这是胡适之的嫡派。”[⑥] 从以上可见，在五四诗坛上的确存在过一个“胡适之派”，后来由于种种原因，很少有人去专门研究它了。但作为新文学发展史上的客观存在，我们现在必须正视这个事实，并根据史料，运用历史的辩证的观点来研究它，才能认清历史的本来面目。 五四文学革命时期的新诗流派，我认为主要分三派，即以胡适为代表的现实主义流派，以郭沫若为代表的浪漫主义流派和以李金发为代表的象征主义流派。现仅就以胡适为代表的第一个流派的形成和特点，作一些探索。 凡诗派的形成，往往有两种情况：一种是先有明确的文学主张，共同的倾向，自觉的组织，专门的出版阵地及代表性诗人等；另一种则是诗人们在创作过程中由于主张、倾向、风格一致而互相认同。胡适诗派则二者兼而有之，并不严格符合其中一种情况。所谓胡适诗派，其主要内容是：（一）其作者主要包括在新诗初创期抛弃旧体诗的语言和形式用白话写自由体新诗的一群诗人；（二）诗歌主要在《新青年》杂志上发表，也包括在《新潮》、《少年中国》等杂志上发表的诗歌；（三）他们大都采用现实主义的创作方法，抱着积极入世的态度；（四）在音节、用韵、方法上有着相似的主张。下面分别阐述。 首先，胡适诗派包括哪些诗人，这是必须弄清的一个问题。我认为应主要包括1917—1920年在《新青年》及《新潮》、《少年中国》等杂志上开始试验作白话诗的作者，他们是当时诗坛的主流诗人。他们主要是北京大学的教师及学生，如胡适、沈尹默、沈兼士、刘半农、周作人、鲁迅、俞平伯、康白情、傅斯年等。其中胡适、沈尹默、沈兼士、周作人均系北大教授，鲁迅在教育部任职，1920年下半年起也在北大任教。刘半农曾在上海担任《中华新报》和中华书局编辑，但自1915年即为《新青年》撰稿，1917年后亦在北大任教。俞平伯、康白情、傅斯年当时均系北大学生。这些诗人，可以说是中国新诗的开拓者。他们大胆地抛弃主导中国文学几千年的旧诗词的语言形式，开始用白话写自由诗，这是他们的共同主张。基于这一认识，他们自觉地走上了试验新诗的道路。所以胡适在《尝试集自序》中说：“这两年来，北京有我的朋友沈尹默、刘半农、周豫才、周启明、傅斯年、俞平伯、康白情诸位，美国有陈衡哲女士，都努力作白话诗。白话诗试验室里的试验家渐渐多起来了。”参与试验并对新诗起推动作用的尚有北大教授陈独秀、李大钊等人。几乎所有《新青年》同人，都卷进这一诗歌革命之中。所以胡适诗派，其实也就是被称为“《新青年》诗人”的一群诗作者，还有人称之为“初期白话诗派”。他们并无严密的组织形式，只是由于试验新诗而形成一个松散的群体。在这些试验者中，绝大多数都有坚实的古典诗词根柢。其中一部分人，是逐渐从旧诗词中解放出来，写新诗时尚存留旧诗词痕迹，如胡适、沈尹默等，而另一些则开始写新诗时，就比较彻底地抛弃旧诗形式，如周作人、鲁迅等。胡适曾说：“我所知道的‘新诗人’，除了会稽周氏兄弟之外，大都是从旧式诗、词、曲里脱胎出来的。”[⑦]康白情也是摆脱旧诗、词、曲影响较快的一个，“他无意于创造而创造了，无心于解放然而解放的成绩最大。”[⑧]这些新诗人，他们绝大多数或是大学同事，或是师生，大都身居最高学府之中，以《新青年》、《新潮》、《少年中国》为园地，形成了创作新诗的巨大力量。由于他们所处的地位及声望，使新诗运动迅速推向全国。后来的朱自清、冰心等文学研究会的诗人，汪静之等湖畔诗人，闻一多等新月派诗人，浙江的刘大白，以及“嫡派”胡思永等，都是受着胡适诗派的直接影响的。（作为浪漫派代表诗人的郭沫若，是在1919年9月看到康白情在《时事新报·学灯》上的诗后，才开始发表新诗——见《创造十年》。）在中国新诗发展进程中，这一流派成了中坚力量。在这一流派中，又由于信仰、地域、主张、倾向不尽一致，在不同时期，形成了许多社团，一直绵延于中国现代文坛几十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