茅盾，是我国现代文坛巨匠。巴金曾经剀切地说过：“我国现代文学始终沿着‘为人生’的现实主义道路成长、发展，少不了他几十年的心血。”[①]《子夜》作为茅盾“细心研究”[②]的力作，很能代表他的创作个性；作为“真能表现时代”[③]的“中国第一部写实主义的成功的长篇小说”[④]，是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的瑰宝。在茅盾60年的文学生涯中，《子夜》具有里程碑式的地位。1933年，《子夜》一发表就引起了各方人士的评论，时至今日，论者仍然不衰。研究这样一部有影响的伟大之作，对探讨、总结创作经验和规律，对促进当代文学的繁荣，肯定不是没有裨益的。 但是，过去很少有专门论述这位文学巨匠同左拉关系的文章，即使偶有涉及，也大都只说茅盾的初期创作有些受左拉自然主义的影响。仿佛左拉只给茅盾以自然主义的消极影响而再无其他。大家不是公认左拉的作品同他的文学理论不完全一致而具有现实主义精神吗？且不说即使左拉的自然主义理论也包括有现实主义的成分，为什么在谈左拉对茅盾的影响时只提所谓“自然主义”呢？茅盾前期创作受左拉影响，是不是在以后时期的创作就一点影响也没有了呢？况且，所谓影响云云，本有积极消极之发，为什么过去往往只言后者而不道前者呢？本文试图围绕这个为人们谈得较少的问题，以《子夜》为例，发表一点看法，然后谈谈茅盾在这种影响下所形成的独创性。 一 茅盾的左拉影响，可以追溯到他开始创作小说前的10年——从踏进商务馆到处女作《幻灭》发表的1927年。此期，茅盾以一个外国文学研究者、翻译者的姿态出现于文坛，是一个“‘自然主义’与旧写实主义的倾向者”[⑤]。他“爱左拉”，“鼓吹过左拉的自然主义”[⑥]，评介过左拉的作品。茅盾的高明之处在于他吸收了自然主义、批判现实主义文学都描写现实生活的共同优点，看出了写实主义文学只有批判而不能指示出路的的弊端。他认为在介绍自然主义、写实主义文学时又不宜提倡，目的应在一种“新文学”；他提出了“为人生的艺术”的主张。他说：在这个宗旨下的“新文学”，能“激励人心的积极性”，“能够担当唤醒民众而给他们力量的重大责任”，“能够引导我们到正确的人生观”[⑦]；这种“新文学”有三个要素：“进化”、“普遍性”和“为平民的非为一般特殊阶级的人的”。茅盾还说：“而如文学，则本质既非是纯粹艺术品，当然不便弃却人生的一面。况且文学是描写人生，就不能无理想做骨子。”[⑧]可见，茅盾对自然主义、写实主义的思想及其作品不是死搬硬套地全盘接受，而是化为血肉的“拿来”。 必须指出，和当时中国新文艺界的众多人士一样，茅盾早年也没有能把自然主义和现实主义明显分清，而常常把二者融合在一起介绍，把自然主义看成现实主义的。下面试举几则资料证明。 甲，混淆了自然主义与现实主义的特点。一是把自然主义文学“太重客观的描写”视为“写实”文学的毛病[⑨]。二是把左拉的“真实与细致”的“科学的精确性”的描写法作为“作家人人遵守的原则”[⑩]。 乙，对自然主义、现实主义作家不加区分，将他们杂乱地混在一起介绍给中国读者。 茅盾说：“纯粹的写实主义和嫡派的自然主义在俄国文学中显现的，便是高尔该（基）是乞呵夫（契诃夫）两个人”[(11)]；又把巴尔萨（扎）克看成“自然主义的先驱”[(12)]。又说“写实主义的重镇推曹拉（左拉）（E·ZOLA）莫泊三（桑）（GUYDE MANEPASSANT）这是人人知道的，但是他们还有一个前驱，这便是福禄勃尔（福楼拜）（G·FLOUBERT）了……写实主义在福禄勃尔尚不过是一种趋向，到曹拉手里，才确立起来，到莫泊三手里，才光大而至于大成。同时也就受到自然派的名号。”[(13)] 丙，把泰纳社会学文艺观的理论基础，“种族”、“环境”、“时代”三种因素决定文学创作与发展的规律遵奉为“为人生”的现实主义文学的“根据”[(14)]。 对于这种混淆，我们绝不应苛求茅盾。因为即使在法国，这也是个历史上一直就没有区分清楚的问题。朱光潜先生说过：“法国现实主义一开始就有自然主义倾向”，“也没有和自然主义划清界线”，法国人一般都把现实主义看作自然主义。而自然主义又常常混同于现实主义，有时就是现实主义的代名词，以左拉为首的自然派就常标榜自己为现实主义。其原因在于这两个流派有着共同的哲学和美学基础——孔德的实证哲学和泰纳的自然主义美学理论[(15)]。西洋人尚且如此，当时尚未掌握马克思美学的茅盾采取了与外国人近似的观点又有什么值得非议呢？所以，茅盾在开始小说创作的时候，带有自然主义、写实主义的印记（茅盾研究者一般都有此论）也就不足为怪了。茅盾本人也讲过，一个知识分子试笔创作小说前所读得入迷的文学作品是他最初创作的准备，往往影响到他的早期创作[(16)]。只有在这个基点上我们才能较为全面地认识茅盾。尽管茅盾一再声明过他“未尝依了自然主义的规律”开始创作生涯，而是“更近于托尔斯泰的现实主义”[(17)]。 其实，“近于”左拉未必就那么可怕。后期左拉，从政治态度说，未必就逊色于托翁。对“德福雷特事件”的态度表明了左拉的正义感和爱国主义立场。以艺术造诣论，左拉、托翁都是十九世纪的文学大师。风格上存有很多近似，自然，成就也各有千秋。我们应该正确认识左拉。左拉固然是自然主义理论的奠基人，自然主义也确实不值得完全肯定，问题在于左拉的自然主义不像人们所一般评论那样，只是纯客观地描写现实中的个别事实，他也主张要评价生活，对生活的描写要倾注作家的思想感情，左拉并不单纯追求艺术的表面真实，他也很深刻，很理想。他在创作《三大名城》和《四福音书》的时候，基本抛弃了自然主义的生物观点，取消了“冷观的”人生态度，自觉把文学作为为社会为大多数人服务的武器。即使二十部《卢贡·马卡尔家族》的创作，也并不就像某些论者说的是“自然主义”的所谓“生理宣传”占上风，无动于衷地描写客观，事实是杂糅着自然主义、现实主义成分：有时所谓一般自然主义处优势，如《娜娜》，有时现实主义居主位，如《妇女乐园》（请注意，茅盾译过这两部小说）。离一般的自然主义越远，左拉就越能创作出优秀的现实主义作品来，《金钱》、《萌芽》就是这样的“杰作”[(18)]。欧洲人不乏有识之士，他们早已对左拉作过中肯的评价。马克思主义文艺评论家拉法格认为左拉的小说“增加了一种新成分”，“给小说开辟了一条新道路”，说左拉是一个“革新者”，“在敢于有意识地表现人为何被一种社会的必要性所控制和消灭这一点上，左拉是唯一的现代作家”[(19)]。苏联学者阿·普洛科夫评价左拉道：“十九世纪后半叶法国社会情况中所发生的历史变化，在左拉的作品中，得到了充分地反映。伟大的现实主义者，继承了司汤达、巴尔扎克、福楼拜的事业，创作了艺术地反映了整个时代社会道德习俗的作品。在七十至八十年代，左拉成为现实主义传统的一个最彻底的卫护者，他揭穿了那些使读者脱离现代的重大问题而竭力装模作样地用形式主义的诡计来标新立异的作家和艺术家”[(20)]。莫泊桑更是一语中的：“他（左拉—笔者注）的理论和他的作品永远是不一致的。”恰恰“与他的愿望相反，保留着史诗的特色，始终是为公众、为大众、为全体人民的，而不是为少数几个雅人”[(21)]。茅盾和我国不少学者持此相同观点，但未引起各方人士重视。我们认为，如果说十九世纪前半叶法国文坛的泰斗是巴尔扎克，那么，后半期毫无疑义当推左拉。我们必须纠正一个多年来至少是被人们轻忽了的问题，不要一提左拉，就只仅仅想到这是一个自然主义的奠基人，我们还应想到他是一位批判现实主义文学大师，一位继巴尔扎克之后的法国广阔社会的卓越“书记”。说左拉是一位兼采自然主义、现实主义的作家（后期现实主义要浓），恐怕符合实际一点。左拉是茅盾喜爱的外国作家之一。茅盾正是继承了左拉的这种“现实”精神并在这种精神的影响下开始创作的，他的既是自然主义信徒又有现实主义的特点完全可以在左拉身上找到答案。所谓左拉的影响，固然从茅盾的早期文学活动和初期创作中体现出来；同样，在《子夜》的创作中也是显而易见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