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余秋雨所著散文集《文化苦旅》、《文明的碎片》，其主要篇什记叙、评说了宏富、深邃的中华文化，似乎别开生面，不同于一般散文的单纯抒写身边琐事、一己情怀，故时人誉之为“文化散文”。两书的特色无疑在于对中华文化的追寻张扬，唤起了海峡两岸亿万读者的思索与共鸣。本文以翔实之史实，严密的考据，论证了娥皇非舜女、唐代无酒壶、李白未避乱天柱山、莫高窟左近非逐三苗之战场、苏轼也未曾突围黄州等，从而证明了两书的作者对中华文化并不甚了解，且学风轻率，形诸篇章，常信笔臆断，似是而非，其失误程度令人惊讶。其中的山水文字，作者自称为“人文山水”，而非自然山水，实则是才子式的“文人山水”，同人文与自然均无甚相干。 关键词 余秋雨 《文化苦旅》 《文明的碎片》 史实臆断 人文山水文人山水 前日，一位学生排闼而入，兴冲冲地告诉我：毛主席的七律《答友人》有了新解。他说“帝子乘风下翠微”句，往昔的注家陈陈相因，皆以为“帝子”的“帝”是尧，全错了！这个“帝”应是舜。也就是说娥皇、女英不是舜的妃子，而是其女儿。于是，娥皇、女英万里寻夫、以泪洒竹、竹尽斑的爱情传说，倾刻间变成了孝女殉父的故事，主题意境大不相同。问其依据，答曰：余秋雨先生《文化苦旅》（下称《苦旅》）的《洞庭一角》篇中有记载。我以为是照排的失误，让他回去重查上下句。他说，书已带来，且有另部《文明的碎片》（下称《碎片》），并郑重向我推荐说，此二书为姊妹篇，在我国散文中有划时代的意义，时人称之为别开生面的“文化散文”，云云。 正如该学生所言，在《洞庭一角》中果有一段有关娥皇、女英的描述，其文字凿凿然，勿庸置疑，今迻录如下： 它的腹地，有舜的女儿娥皇、女英坟墓，飘忽瑰艳的神话，端出远比秦始皇老得多的资格，安坐在这里。两位如此美貌的公主，飞动的裙裾和芳芬的清泪，本该让后辈儒生非礼勿视，但她们依凭着乃父的圣名，又不禁使儒生们心旌缭乱，不知定夺。[（1）] 按，“帝子”指尧的二女、舜的二妃，古今典籍一脉相承，未见异说。如《史记·五帝纪》：“于是尧妻之二女，观其德于二女。”张守节正义：“二女，娥皇、女英也……舜升天子，娥皇为后，女英为妃”[（2）]。自先秦两汉之《楚辞·九歌·湘夫人》、《尸子》、《列女传·有虞二妃》，至魏晋南北朝之《博物志》、《水经注》，直至明清之《群芳谱》、《广群芳谱》，正史稗编，诗词歌赋，悠悠数千载，出奇的一致（其他一些传说，常常不尽相同，或大不相同）。另说舜有三妃，娥皇、女英之外尚有登比氏，或曰登北氏（说见《礼记·檀弓上》），只多一妃而已。不知余先生何以要再立异说，改换这一传说的人伦关系？出于疑惑，不得不探索作者的写作思想。 《苦旅·自序》曰： 我发现自己特别想去的地方，总是古代文化和文人留下较深脚印的所在，说明我心底的山水并不完全是自然山水，而是一种“人文山水”……每到一个地方，总有一种沉重的历史气压罩住我的全身，使我无端地感动，无端地喟叹。 又称： 我站在古人一定站过的那些方位上，用与先辈差不多的黑眼珠打量着很少有变化的自然景观……在我居留的大城市里有很多贮存古籍的图书馆，讲授古文化的大学，而中国文化的真实步履却落在这山重水复、莽莽苍苍的大地上。大地默默无言，只要来一二个有悟性的文人一站立，它封存久远的文化内涵也就能哗地一声奔泻而出。[（3）] 据此，拜读了两书中具有典型意义的“人文山水”篇。无疑，这是严肃而重大的命题。在受感动得教益之余，也颇有些迷茫。窃以为余先生的“人文山水”，应属“文人山水”。其间颇多信笔臆想，似是而非者，而涉及历史人物、历史事件时，则又弃用史笔，向壁虚构，以求新奇。为避断章取义之嫌，今尽量引其原文，以资评析鉴别。 《阳关雪》（《苦旅》、《碎片》两书均收录）： 远处已有树影。急步赶去，树下有水流，沙地也有了高低坡斜。登上一个坡，猛一抬头，看见不远的山峰上有荒落的土墩一座，我凭直觉确信，这便是阳关了。树愈来愈多，开始有房舍出现。这是对的，重要关隘所在，屯扎兵马之地，不能没有这一些。转几个弯，再直上一道沙坡，爬到土墩底下，四处寻找。近旁正有一碑，上刻“阳关古址”四字。这是一个俯瞰四野的制高点。西北风浩荡万里，直扑而来……这儿的雪没有化，当然不会化。所谓古址，已经没有什么故迹，只有近处的烽火台还在，这就是刚才在下面看到的土墩。土墩已坍了大半，可以看见一层层泥沙，一层层苇草……王维实在是温厚到了极点。对于这么一个阳关，他的笔底仍然不露凌厉惊骇之色，而只是缠绵淡雅地写道：“劝君更尽一杯酒，西出阳关无故人。”他瞟了一眼渭城窗外青青的柳色，看了看友人已打点好的行囊，微笑着举起了酒壶。再来一杯吧，阳关之外，就找不到可以这样对饮畅谈的老朋友了。这杯酒，友人一定是毫不推却，一饮而尽的。这便是唐人的风范。他们多半不会洒泪悲叹，执袂劝阻。他们的目光放得很远，他们的人生道路铺展得很广。告别是经常的，步履是放达的。这种风范，在李白、高适、岑参那里，焕发得越加豪迈。[（4）] 按，阳关在今甘肃敦煌西南古董滩附近，因位于玉门关以南而得名。自汉代始，阳关与玉门关同为往返西域之交通要冲。出玉门关者为北道，出阳关者为南道。阳关距县城仅六里（唐制，下同），玉门关则在一百一十八里之外，因而前者较后者尤繁盛，故后世常称之为“阳关大道”。两宋之后，往来西方者多凭水运，同西域之陆路交通逐渐断绝，其关遂废圯。《汉书·地理志下》载：“敦煌郡……龙勒。有阳关、玉门关，皆都尉治”[（5）]。《旧唐书·地理志四》载：“敦煌……寿昌。汉龙勒县地，属敦煌郡。县南有龙勒山，后魏改为寿昌县。阳关在县西六里，玉门关在县西北一百一十八里”[（6）]。《新唐书·地里志四》亦有记载，唐人李吉甫所著四十卷本之《元和郡县志》所记尤详。阳关自汉至唐已历一千五百余载，唐时之阳关显然不同于今人余先生所着意描绘的那样荒凉可畏，其人文地理、先民之生息遗踪，从余先生自己的记叙中亦略可窥见一二，如“远处已有树影。急步赶去，树下有水流……树愈来愈多，开始有房舍出现。这是对的，重要关隘所在，屯扎兵马之地，不能没有这些”，“（阳关关隘）是一个俯瞰四野的制高点……近处的烽火台还在”，这些记叙不是已隐现了古阳关之雄姿，隐现了其左近之盎然生机么？对于如此一个阳关，王维怎会“流露凌厉惊骇之色”呢？王维也并非“温厚到了极点”，他在另一首《送刘司直赴安西》诗中，则大“露惊骇凌厉之色”：“绝域阳关道，胡沙（一作‘胡烟’）与塞尘。三春时有雁，万里少行人。苜蓿随天马，葡萄逐汉臣。当令外国惧，不敢觅和亲”[（7）]。试看，称阳关为“绝域”，突出了“沙”“尘”，极言“万里少行人”，外国的苜蓿、骏马、葡萄曾随汉朝使臣进入中土，但若一见阳关就不敢寻求和亲了。阳关竟是如此荒凉可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