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 认识何顿的小说，那是1993年的事。当时的我正被工作变动的事弄得灰头土脸一身霉气充分表现出想象力的匮乏，于是，只好又在乱七八糟不讲道理的心绪下把自己赶进文学的草料场，就看到了这年《收获》第一期上何顿的名字及其在后来产生出不同凡响的中篇《生活无罪》。有意思的是，刚好从这一年开始，何顿和他的文字便引起了文学界内外比较广泛的注意。 其实，何顿的处女作《古镇》（发表于1989年的《芙蓉》丛刊），一开始就有相当的水准。接下来的《真寐假寐》（《芙蓉》1991年2期）、《械斗》（《小说林》1991年6期），以及其它若干中短篇小说，都写得较有风韵，显得耐嚼。这些，当然是《生活无罪》以前的事。 何顿是近年出现在文坛的一位很有实力的年轻作家。他与毕飞宇、徐坤、朱文、鲁羊、韩东等一样，在描述人的生存状态和精神状态方面都有着崭新的表现，在作品的叙述形式上进行着不少有益的尝试。他们是继先锋派和“新写实”之后文坛的又一支生力军，其全新的叙述风格和旺盛的创作力都足以表明，他们将成为跨世纪的文学中坚力量。 时至今日，我们固然还不能说何顿是一个一跺脚某地就乱颤的主儿。然而，有不少读者渴望他新作迭出的心情简直是赤裸裸的。 何顿能在如今文学尖子遍地都是的时候混出个模样儿来，除了机遇外，自强不息与命运较劲的滋味只有经历过苦熬苦斗的人体会才是最深刻的。他在大学里本来是学美术的，但他一开始就不是把兴趣放在专业上，而是倾心于文学。一度，他不停地看书写东西却又“久不见效”，曾经对自己的文学才能几乎绝望。他也曾经当工匠头——带着一帮人搞酒家、舞厅、商场的装修，在此期间，他得到了创作的最大养料——那就是他大量接触了后来涌现在其“流氓小说”里的角色（少小的何顿据说也是以勇武好战而闻名街区的）。这些人生经历决定了他和他的作品都更具平民意识，这恐怕是他“供认不讳”的。长期的大众生活使他对平民阶层有着十分深刻的理解和认识，所以，在创作中能很好地把握，表现起来也得心应手。他行为的平民化让人觉得容易接近，作品的平民化让读者易于接受。不同题材中他总能挥洒出许多不平凡的故事来，他想尽自己的能力把读者请回文学中去，这就是他的不容易和可贵处。 B 何顿的小说是非常现实主义的，但他本人又是一位丝毫掩饰不了自己喜怒哀乐的作家。他在自己虚构的那个审美世界中，总要时不时地涂抹上一些主观的色彩。于是，他的关于理想的情绪就明白地印在情节的表面。在《收获》1995年4期他所发表的长篇小说《我们像葵花》中我们再次领略了他这种对理想的思考。 这是一部悲剧情怀异常凝重的作品。既充满了对主人公个体生命悲剧的写照，又表现出某段特殊时期历史与现实的悲剧。虽然，主人公的生存景观的“过去”与“未来”是以“历史”和“现实”两种形态体现的，但毫无疑问，维系这两种形态的唯一词汇即是悲剧。 《我们像葵花》前面几章中，作品在实现人物从学生而知青（或待业者）的转化，但作品显然并没有停泊在那众所周知的痛苦时代的叙说中，似乎只要告白：知青时代的某种理想终于随着一个时代的过去而失落了；下半部则用大量篇幅记录着那一代人在新的时代寻回自己的理想。作品主人公冯建军一生的个体生命价值追求自始至终充盈着沉重的悲剧。在他身上，理想的失落显然是悲哀的，而理想的寻找也肯定不会轻松。这是何顿传表出来一种现实话语。人格理想不过是历史的一个组成部分，它伴随着历史运行而流动，否定一个时代，也就否定这个时代的理想。问题的关键在于，一代人的理想无论是否还具有其历史存在的合理性，它都将始终困扰着这一代人乃至数代人的心灵。这在《我们像葵花》中表现是格外突出的，甚至可以说，何顿是缘于这种困顿而选择了创作的。这就诞生了这部作品一个明显的特点，就是它激扬着一种彻底的无畏的没有妥协的批判精神。它不仅在面对历史的时候，更可宝贵的是，面对现实生活，作品的话语力度似乎更为锐利、有力。由于种种原因，敢于同实际生活正面遭遇和抗衡的作品，毕竟不多，但何顿身上具备的对侵犯、丑恶和困难的敏感，由于长期形成的批判性的情感方式与思维习惯，却从来不对苦难回避；同时，因为这部作品时间跨度三十余年，它也无法回避其中所发生的太多社会变故。对于冯建军们而言，作品一方面要思索那被扭曲的年代，一方面又需礼赞他们曾有的美好、良善的理想，并最终将其合二为一在“现时”统摄之下。在这种尖锐夹击之中，何顿随他的人物一道走出了那一特殊时期，跨进了一个新的时空格局，并且跟随共和国经济状态的巨大改观而扮演了新的角色。 C 《我们像葵花》是写城市生活内容的，从这个意义而言，将其贸然归入城市题材也不为过，作家本人就是“城市人”。照此理解，这部小说何顿是用城里人的眼光去阅读、去描写以商业化、工业化为目的的城市化进程的，作品的主人公及他所讲述的故事本身，都是整个城市化进程的目击者、参与者——主角。这与一些来自农村的作家当其考察城市生活时仍然不自觉地以农村生活作为参照即使偶而涉及城市也因缺乏某些亲历认同偏于一端有所不同；同时又与许多知青作家忘不掉那一段“时代情结”一再地用历史阐释城市化有别；当然，与去年出现的新市民小说专写城市化进程中形成的白领阶层迥异。我们自然无法对这种种创作多加评说，只是想说明何顿的描写已使他意识到了城市生活纵横板块的把握对当代小说创作的客观意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