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常生活中，每个人几乎都有这样的体验，即在苦难和不幸面前，总会心灵颤栗、精神悲哀，小的时候，我就常去观看土葬，跟在送葬队伍的后面，常因死者亲属悲伤的哭泣而掬几把同情之泪；在成长的过程中，每遇天灾人祸，总有痛不欲生之感；也曾多次在游乐场的过山车下和海盗船边，听到人们因恐惧而发出的撕心裂肺的呼喊声，看到因惊吓而脸色煞白的游玩者。所以，在现实生活中，一个正常的人遇到苦难，除了悲惨的呼号和痛苦的呻吟之外，不会有其他感想，而每一个欣赏文艺作品的人，在观照其中的不幸场面或悲哀事件时，往往会有别样的体会，即能从中感受到一种美，得到一些启迪，如看了《菊豆》中大出殡的悲哀之景，听了《祝福》中祥林嫂丧子后喃喃泣诉的悲哀之声，目睹了《红楼梦》中林黛玉咳血伤心的悲哀之容，哪一个欣赏者能不为之动心，从而体味到这愁思之景、之声、之容远比和平之音、欢愉之辞“要妙”得多？为什么人们在现实生活中面对不幸和苦难与在文艺作品中品味不幸与苦难会得到不同的心理观感？这是因为作家艺术家们善于化悲为美，亦即作家艺术家们以自己的审悲经验，使生活中的不幸与苦难进入作品后变成了艺术美的一部分，而作家艺术家们亦因能描摹愁思之声和穷苦之状，而体味出创作后的欢愉，恰似雪菜所言：“倾诉最哀伤的情绪才是我们最美的歌。”这方面的例子不胜枚举，我们不妨以吴组缃的创作为例，以求窥一斑而见全豹。 吴组缃是三十年代一位著名的作家。一九三四年出版了《西柳集》，一九三五年又出版了《饭余集》。两个集子中的作品多为小说，这也是他的早期创作。这些早期创作的小说的成就是多方面的，其中有一个重要方面就是能给人以审悲快感，能动人心弦，催人泪下，能激人思索，发人深省。 我们知道，审悲是作家创作时审美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作家的审悲是指对人生各种苦难的描写和评判。而吴组缃早期小说的审悲是他寓居北京期间，怀着乡愁，对家乡风物及众生相加以艺术观照，把那些处在不幸、苦难、毁灭中的生命痛苦现象加以集中的艺术表现和创造性地提升。读者从这些审悲对象中能发现人生苦难中呈现出的美，而且会有这样一些审美体验，即：读这些作品时，我们仿佛亲临其境，身逢其罹，亲身涉足于作者所描摹的情景、氛围之中，我们在目睹了价值的毁灭、审悲人物的受难时，内心油然生出惋惜、怆然、恐惧、忧伤、哀悯的情绪，我们悲痛命运的残酷、人生的多舛、世界的荒谬和幸福的短暂。 那么，为什么生活中能引起人们痛感的现象经过吴组缃的审悲观照和艺术处理便能引人产生如此的审美感受呢？换言之，吴组缃是怎样化悲为美的呢？ 首先，吴组缃所描写的对象都是具有价值性的。 人生在世，悲苦的事情许许多多，诸如别离、失恋、离异、灾难、病痛、死亡、战乱、忧郁、悲愁、怨恨，等等，但并非所有的人生悲苦和现实不幸都可以进入文学作品中，都可以成为审悲的对象。只有那些在某种方面具有价值的人的不幸、死亡或重大的灾难才可以进入作家的审悲视野，相反，缺少价值的悲，即或是大悲巨惨，也不能使人产生怜悯感，不能使人产生审美快感，当然也不能给作家带来成功。 作家审悲的事件，根据亚里士多德的《诗学》所说是“足以引起恐惧和怜悯之情的事件”，是布拉德雷在《黑格尔的悲剧理论》中所说的“一个不幸或苦难的故事”。而这“事件”或“故事”必定是主人公所最珍惜、所无限向往或者所孜孜以求的某种东西、理想或价值的被否定和被毁灭，所以，鲁迅先生说：“悲剧是将人生有价值的东西毁灭给人看。”让我们来审视吴组缃的小说创作吧，看他写出了怎样有价值的生命生活现象，这有价值的生命生活现象又是如何被否定它的力量，即反价值或负价值所解构、否定或毁灭的。 吴组缃早期创作始于二十年代末。二十年代末到三十年代初，资本主义世界爆发经济危机、经济危机以凶猛之势冲击了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国城乡，加上军阀混战、政治腐败、导致一幕幕农民流离失所、工厂倒闭、老店关门的时代悲剧。我们可以从茅盾的《春蚕》、《林家铺子》、《当铺前》、叶圣陶的《多收了三五斗》、洪深的《香稻米》、叶紫的《丰收》、柔石的《为奴隶的母亲》等作品中了解当时的时态，人民的生活状况，而此时身居北京的吴组缃，受左翼革命文学运动的影响，秉乘鲁迅为代表的文学传统，写出了一系列“取材方面，大多写内地农村，其中又以反映农村破产时期动态的居多（《中国新文学大系·小说二集序》）”的现实主义小说作品，从不同的侧面反映了动荡不安的岁月、惨淡没落的时代病象，驱遣一支审时代之悲之笔，活画出一幕幕人间悲剧。 《一千八百担》是吴组缃的成名之作，小说写宋氏大族，“八十多房，好几百家”，除了把持宋氏庄的柏堂、月斋老以及当区长吃公事饭的绍轩等人外，“品类庞杂”的宋氏子孙，都随着整个社会经济衰败而迅速走向破产，大部分人家的私田变卖为义庄公田，更渗的是那些沦为佃户的贫苦农民以及失业的小职员，社会灾难大都落到他们头上，把他们推逼到死亡边缘。在《栀子花》中，吴组缃对破产中的皖南乡貌做了这样的勾画：“古旧的破屋子，倒塌的墙和狭隘崎岖的石路，鸦片馆，小赌摊，褴褛的男人和女人，大家都戴着一个沉郁愁苦的脸，谈着关于粮食涨跌、土匪兵变之类的事。”在《官官的补品》中，作者借人物之口揭示出时代病象及其导因：“我们不看别的，只看那个村上，那个镇上不是一天天败下去？十家就有九家穷到没饭吃，十个铺子就有七八家关门倒帐”。《天下太平》则通过一个偏僻山村的破落，折射出了整个时代、整个社会的悲凉情景。其它如《樊家铺》、《某日》、《黄昏》等篇中，均有类似的场景描写。在这里，在吴组缃的笔下，整个时代成了人吃人的时代，没有指望的时代；破产中的乡村犹如黑夜里的坟墓。这些悲剧性的环境气氛，既具有重要的认识意义，又具有一定的美感移情作用。因为吴组缃早期小说中的皖南乡村的主人大都是那种安分守己的人物，他们生活在世上，自有其人生的价值和存在的合理性，他们渺小、无能，虽谨小慎微、忍气吞声，仍不能幸免于难。我们审视这些审悲对象的言行举止，他们的沉浮沦落，不能不对将之引向悲境的现实产生愤懑、忧虑与反思，情感上产生压抑和郁积。目睹诸多善良、无辜、与世无争的芸芸众生也落得如此悲惨结局，我们会对时代产生一种批判性的醒悟，深感世界的不合理和不公正，要救民众出水火，必定要奋发图强、变革社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