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光潜是学贯中西的一代大学问家。他在二三十年代曾写过一组中西诗歌比较研究的文章，其视角之独特，见解之精湛，析理之透辟，文笔之优美，至今少有出其右者，对今天的诗学研究仍极有启发意义和参考价值。 （一） 进行中西诗歌比较时，朱光潜首先注意到中国和西方有两种不同的诗歌传统：中国最早出现的文学作品是短小的抒情诗，而西方各民族最早出现的文学作品则是长篇叙事诗；在以后的历史发展中，中国的抒情诗一直比较兴盛，而西方各民族的叙事诗则相当繁荣。 在《中国文学之未开辟的领土》一文里，他指出：古希腊文学的发端，以荷马史诗《伊里亚特》和《奥德赛》为先导，这两部宏篇巨制的长诗，杂糅神话和历史传说而成，既是整个西方文学的渊源，也开创了西方文学的史诗传统。英、法、德和芬兰诸国文学的发展，最早的重要作品都是长篇英雄史诗，如英国的《贝奥武夫》、法国的《武功歌》、德国的《尼伯龙根之歌》、芬兰的《卡勒瓦拉》等等，莫不如是。与此相异，中国最早的诗歌，如《诗经·国风》里的篇章，不仅内容十之八九是抒情诗，而且篇幅千篇一律都比较短小。在随后的演进中，西方像乔叟（Geoffrey Chaucer）的《坎特伯雷故事集》、斯宾塞（Edmund spenser）的《仙后》、弥尔顿（John Milton）的《失乐园》、《复乐园》和《力士参孙》一类的长篇叙事诗，可说多得举不胜举。但在中国，虽然偶尔也出现一两篇长篇叙事诗，如被沈德潜称为“古今第一长诗”的《孔雀东南飞》（《焦仲卿妻》），却只有三百五十多句，一千七百多字，充其量不过是一种短篇叙事歌（ballad），而无法算长篇叙事诗（epic），因为它和西方长篇叙事诗动辄数万或数十万字相比，差距实在太大。 为什么中国最早出现的是抒情短诗而不是英雄史诗？为什么在中国历史上长篇叙事诗一直不发达？在朱光潜看来，这主要有两方面原因：一是由于中国文学偏重主观表现，讲究含蓄简约的特点所致；二是由于中国诗人哲学思想的平易和宗教情感的淡薄。 就前一方面言，十分明显的是，《尚书·虞书》中提出的“诗言志”思想，可说是中国历代诗人和诗论者的共同信条。《庄子·天下篇》说“诗以道志”，《礼记·乐记》说“诗言其志也”，《诗·大序》说“诗者，志之所之也”，……这种偏重主观表现的诗歌思想，在中国文人心田里生根发芽，使历代作诗者和论诗者在创作、评论时，一般都把文学当作抒发自己观感和怀抱的器具，而并不重视作品是否维妙维肖、淋漓尽致地描写了客观对象。所以在中国诗话里，“风骨”、“气韵”、“胸次”、“性灵”、“高格”、“才情”等种种强调主观志趣的论说，比比皆是，而探讨如何模仿和刻画客观对象的论述，则较为少见。这一注重主观表现的倾向，加上讲究“言外之意”和“韵外之旨”的含蓄风格，是长篇叙事诗为什么在中国不发达的原因之一，也是为什么抒情短诗在中国尤为兴盛的缘由所在。而西方之所以长篇叙事诗萌发甚早并绵延繁荣，则与西方文艺思想（如亚里斯多德的《诗学》）一开始就强调“文艺是对自然的摹仿”密切相关。受这种文艺思想的主宰，历代西方文艺家多追求细腻、逼真地反映客观世界，以为能够像“镜子”一样再现对象才是文艺的极境。对此，朱光潜曾拿中国“游仙派”诗人描写的仙境，和西方诗人描写的天国相比较，作了很有说服力的阐述： “游仙派”诗人所见到的仙境大半根据道家的传说，他的意象很模糊隐约……，神仙的极乐仍是清静无为，所以我们在游仙诗中寻不出动作，找不到一个首尾贯穿的故事来，最多只有骑鹤乘云，持芙蓉，吹玉笙，饮琼浆，启玉齿之类做哑戏似的静止的姿势。……西方史诗中的天国却不如此简单，例如荷马所写的巴腊斯仙山，但丁所写的天堂，弥尔顿所写的乐园，都是一座轰轰烈烈的戏台，其中神仙仍然有婚嫁宴享，有刑赏争战，开很长的会议，起很激烈的辩论。他们所居的宫殿园囿，所用的衣服器皿，也件件都写得尽态极妍。一顶冠有几种颜色的宝石，一座楼台有几根楹柱，几扇窗牖，都很明了地呈现在我们眼前。李白以“遥见仙人彩云里，手把芙蓉朝玉京”区区十四字就写尽仙境的状况和仙人的姿态，但丁和弥尔顿却要用一部书来写。[①] 这是一段很精彩的比较分析，中国诗和西方诗在长短情境上的差异，很可以从中窥见一斑。由此，朱光潜进而借鉴心理学成果解释说：依瑞士心理学家荣格（Garl Gustav Jung）的研究，不论是个人心理或民族心理的原型，都有“内倾”（introverts）和“外倾”（extroverts）两类。“外倾”者好动，多把心力用到“外物”（objects）上去变化环境，表现在文艺上多偏重客观。“内倾”者好静，多把心力注在“自我”（ego）上作深思内省，表现在文艺上多偏重主观。中西民族比较，西方民族更属于外倾类，中国民族更属于内倾类；所以大体看，西方文学偏重客观，以史诗悲剧见长，中国文学偏重主观，以抒情短章见胜。 长篇诗在中国不发达的后一方面原因，即在于中国诗人哲学思想的平易和宗教情感的淡薄。朱光潜指出：长篇史诗不同于短小的抒情诗，抒情诗以一时一地的主观情趣为主，是描写人生的一个片段或一种感情；而史诗却同时从许多角色着眼，须写出整个人生或整个社会，甚至包括全民族的哲学思想和宗教信仰。史诗的作者须有深广的眼界，才能在繁复多变的人生世相中透析出条理线索来；同时又要有较深厚的情感和较长久的“坚持的努力”，才能战胜性情的疏懒和环境的阻碍，创造出完整伟大的作品。深广的观照常有赖于哲学，深厚的情感和坚持的努力常有赖于宗教，而这两点恰恰是中国所缺乏的。因为中国哲学主要是一种伦理哲学，重视世俗人伦的探讨而疏于纯粹“知”的寻求。中国人的宗教情感更微弱，不少人根本不信奉宗教，孔子的“子不语怪力乱神”，可说是一般中国人的心理（西方史诗所写恰恰不外是“怪力乱神”）。这些，再加上中国儒家和道家推崇直观感悟，淡于理智分析的认识方式的影响，中国长篇叙事诗不发达和抒情短诗的兴盛，不是理所当然并势所必然的么？
